序
四十年政治發展討論的回顧與反思
四十年逝如流水，回顧四十年來的代表性政論文章，《信報月刊》在早期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中，起了相常重要的角色。不少文章有相當的前瞻性，有承先啟後的歷史意義，也有相當開闊的想像。不少討論文章有相當的歷史視野，現在讀來仍然有相當的思考價值，反映了當年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為社會政治化之初始，香港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在前景未明之際積極投人討論，而知識分子刊物如《信報月刊》其間扮演關鍵的角色 。
早年的文章不少極具前瞻性，例如江晨秧（據說是當年正留學英國的梁振英的筆名）早於前途談判出現前，於1977年便已預警了英國會收緊國籍法，當年害怕的都是影響「260萬香港英籍人士」的各種到英國定居和讀書的權益。現實上，當年香港人對國籍身份權益並不敏感，對英國修改「國籍法」並沒有大規模的反對或爭取運動，反而是梁振英對這問題相當敏感及有先見之明。
不少收集的文章讀來歷久常新。像邁樂文教授討論中國在什麼情況下會收回香港，是非常簡潔有洞見的宏觀分析。金思愷寫的《中共運用民族主義統一港澳台的策略 》，現時我們在幾十年後，看過不少有關歷史文獻後，可能覺得沒什麼特別，但如果從八十年代的寫作時間看，這是很有洞見的文章，有效的總結了中國在八十年代初及其後的立場及策略。金耀基教授對天安門事件的解讀，雖然其中就運動的政治影響的分析，在廿多年後看來沒有預測準確，但把八九民運放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的變化的脈格來理解，仍然是對八九民運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一個很有力的分析。
八十年代有關香港前途、未來政制安排和中港關係等的討論，很多的政治想像是很開闊的。像陳弘毅《處理中港關係的可行模式及建議》一文，其實討論範圍很廣，由聯邦制、中港關係的不同模式、外事權的自主性，到各主要建制如行政長官、國務院、國際協定等之間的權力分佈和法律關係，以至如何互相監察和配合，其間牽涉的法律問題等，都有相當具體而微的討論。此文寫在1985年11月，即《基本法》剛開始起草之際。當時「一國兩制」如何從《聯合聲明》的原則框架中透過具體創制和法律落實，大大小小有很多問題需要作專業的討論和整理。政論和時事雜誌對這類深入的討論，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又如八十年代就地方行政發展的討論、民主化的進程、政治文化的轉型，以至九十年代初就「執政黨」的可能性的討論文章，都反映了早年在各類政治框架未設定之時，香港人有很多想像和討論空間，因而有比較開闊的想像，探討的問題可 比較多角度、宏觀以至深入。反觀後來的發展直到今天，各種法律和政治的限制，令政治和政制討論都非常狹窄。即如2013至14年間有關政改的討論，很快便縮窄至特首選舉提名制度，以及普選安排如何可令中央放心等，宏觀一點的政治和政制討論，例如行政立法關係、政黨制度、政治文化的改變和配合，如何加強政府的行政效能或政策研究能力等，全都付諸闕如。現在回想，香港政治發展的可能性，就是這樣從八十年代開始逐漸收窄，政治機會和想像空間愈來愈萎縮，至今天已經鑽進了死胡同，而沒法再走出來。
《榮耀全歸鄧小平的前途談判》現在三十多年後重讀，實在覺得是不可多得的經典著作。這篇達五萬多字的詳盡報道，追蹤由1979年麥理浩訪華至1984年的聯合聲明簽署的整個中英談判過程，其中不但巨細無遺的記載了談判過程的大小事件、中英雙方的策略互動和背後考量，不同層次的政治角力，也不無批判性的譴責英國政府在談判過程中出賣港人利益。這是對了解當年中英談判過程相當重要的歷史文獻，而在網絡文章主導，講求「即食」的年代，今天的文字媒體再不會這樣詳盡的就一件跨年的歷史事件作報道、記載加評論，很難找人可以把一件歷時幾年的政治大事的來龍去脈寫得這麼清楚，自然也很難再找紙媒刊載了。今天不少人對前途回歸的想像和討論，往往抽離當年的歷史脈絡，有時加上不少主觀想像，以至為配合現在的政治需要而自行詮釋歷史。重新刊載這個完整紀錄，對今天很多問題的討論實在有很大參考價值。
在97後，《信報月刊》的政論角色大大減弱，某程度反映了政治和媒體生態的變遷。近15 年香港社會愈趨政治化，討論政治已非精英或知識分子專利，當市面上及網絡上的政治討論大大增加時，《信報月刊》等界定為知識分子刊物，在討論中的相對重要性便減退。 在時事反應以小時以分鐘作計算單位的網絡政治世代，新聞和討論都講求「即食」，月刊往往已經難以有效的介入政治討論。
另一方面，《信報月刊》近年亦似平較集中財經的討論，雖然特區政治變遷快速，《信報月刊》在日益政治化的特區，反而沒有扮演重要的政論角色。在重要事件如03年的七一遊行或2014年的佔中，當然仍然有報道討論，但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但其實西方國家具質素的財經雜誌，往往亦有極出色的政治分析，始終經濟投資前景和重要決定，不能脫離政治環境和風險的評估。各種時事和政論雜誌在香港近年的式微，多少反映在「後真相」（post-truth）年代，深入的學術和理性討論愈見困難，而香港媒體亦只能無奈地跟隨轉型。
香港正在重要的歷史關口上。「一國兩制」實踐二十年，到今天可說是備受極大的考驗，年輕一代重新思考香港人身份、重新探究及詮釋香港的歷史，以及重新思考中港關係和「一國兩制」未來的發展路向。回顧這段四十年的歷程，重新閱讀和思考香港當年曾經討論過許多的可能性，對不同世代的香港人總結歷史經驗和思索前路，有極大的價值。
馬嶽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四十年逝如流水，回顧四十年來的代表性政論文章，《信報月刊》在早期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中，起了相常重要的角色。不少文章有相當的前瞻性，有承先啟後的歷史意義，也有相當開闊的想像。不少討論文章有相當的歷史視野，現在讀來仍然有相當的思考價值，反映了當年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為社會政治化之初始，香港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在前景未明之際積極投人討論，而知識分子刊物如《信報月刊》其間扮演關鍵的角色 。
早年的文章不少極具前瞻性，例如江晨秧（據說是當年正留學英國的梁振英的筆名）早於前途談判出現前，於1977年便已預警了英國會收緊國籍法，當年害怕的都是影響「260萬香港英籍人士」的各種到英國定居和讀書的權益。現實上，當年香港人對國籍身份權益並不敏感，對英國修改「國籍法」並沒有大規模的反對或爭取運動，反而是梁振英對這問題相當敏感及有先見之明。
不少收集的文章讀來歷久常新。像邁樂文教授討論中國在什麼情況下會收回香港，是非常簡潔有洞見的宏觀分析。金思愷寫的《中共運用民族主義統一港澳台的策略 》，現時我們在幾十年後，看過不少有關歷史文獻後，可能覺得沒什麼特別，但如果從八十年代的寫作時間看，這是很有洞見的文章，有效的總結了中國在八十年代初及其後的立場及策略。金耀基教授對天安門事件的解讀，雖然其中就運動的政治影響的分析，在廿多年後看來沒有預測準確，但把八九民運放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的變化的脈格來理解，仍然是對八九民運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一個很有力的分析。
八十年代有關香港前途、未來政制安排和中港關係等的討論，很多的政治想像是很開闊的。像陳弘毅《處理中港關係的可行模式及建議》一文，其實討論範圍很廣，由聯邦制、中港關係的不同模式、外事權的自主性，到各主要建制如行政長官、國務院、國際協定等之間的權力分佈和法律關係，以至如何互相監察和配合，其間牽涉的法律問題等，都有相當具體而微的討論。此文寫在1985年11月，即《基本法》剛開始起草之際。當時「一國兩制」如何從《聯合聲明》的原則框架中透過具體創制和法律落實，大大小小有很多問題需要作專業的討論和整理。政論和時事雜誌對這類深入的討論，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又如八十年代就地方行政發展的討論、民主化的進程、政治文化的轉型，以至九十年代初就「執政黨」的可能性的討論文章，都反映了早年在各類政治框架未設定之時，香港人有很多想像和討論空間，因而有比較開闊的想像，探討的問題可 比較多角度、宏觀以至深入。反觀後來的發展直到今天，各種法律和政治的限制，令政治和政制討論都非常狹窄。即如2013至14年間有關政改的討論，很快便縮窄至特首選舉提名制度，以及普選安排如何可令中央放心等，宏觀一點的政治和政制討論，例如行政立法關係、政黨制度、政治文化的改變和配合，如何加強政府的行政效能或政策研究能力等，全都付諸闕如。現在回想，香港政治發展的可能性，就是這樣從八十年代開始逐漸收窄，政治機會和想像空間愈來愈萎縮，至今天已經鑽進了死胡同，而沒法再走出來。
《榮耀全歸鄧小平的前途談判》現在三十多年後重讀，實在覺得是不可多得的經典著作。這篇達五萬多字的詳盡報道，追蹤由1979年麥理浩訪華至1984年的聯合聲明簽署的整個中英談判過程，其中不但巨細無遺的記載了談判過程的大小事件、中英雙方的策略互動和背後考量，不同層次的政治角力，也不無批判性的譴責英國政府在談判過程中出賣港人利益。這是對了解當年中英談判過程相當重要的歷史文獻，而在網絡文章主導，講求「即食」的年代，今天的文字媒體再不會這樣詳盡的就一件跨年的歷史事件作報道、記載加評論，很難找人可以把一件歷時幾年的政治大事的來龍去脈寫得這麼清楚，自然也很難再找紙媒刊載了。今天不少人對前途回歸的想像和討論，往往抽離當年的歷史脈絡，有時加上不少主觀想像，以至為配合現在的政治需要而自行詮釋歷史。重新刊載這個完整紀錄，對今天很多問題的討論實在有很大參考價值。
在97後，《信報月刊》的政論角色大大減弱，某程度反映了政治和媒體生態的變遷。近15 年香港社會愈趨政治化，討論政治已非精英或知識分子專利，當市面上及網絡上的政治討論大大增加時，《信報月刊》等界定為知識分子刊物，在討論中的相對重要性便減退。 在時事反應以小時以分鐘作計算單位的網絡政治世代，新聞和討論都講求「即食」，月刊往往已經難以有效的介入政治討論。
另一方面，《信報月刊》近年亦似平較集中財經的討論，雖然特區政治變遷快速，《信報月刊》在日益政治化的特區，反而沒有扮演重要的政論角色。在重要事件如03年的七一遊行或2014年的佔中，當然仍然有報道討論，但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但其實西方國家具質素的財經雜誌，往往亦有極出色的政治分析，始終經濟投資前景和重要決定，不能脫離政治環境和風險的評估。各種時事和政論雜誌在香港近年的式微，多少反映在「後真相」（post-truth）年代，深入的學術和理性討論愈見困難，而香港媒體亦只能無奈地跟隨轉型。
香港正在重要的歷史關口上。「一國兩制」實踐二十年，到今天可說是備受極大的考驗，年輕一代重新思考香港人身份、重新探究及詮釋香港的歷史，以及重新思考中港關係和「一國兩制」未來的發展路向。回顧這段四十年的歷程，重新閱讀和思考香港當年曾經討論過許多的可能性，對不同世代的香港人總結歷史經驗和思索前路，有極大的價值。
馬嶽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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