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承傳 — 信報月刊40周年紀念集（政經）

本文長達五萬多字，詳盡記載中英談判的來龍去脈，以及其中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當年關心政治者爭相捧讀。《信報月刊》前執行編輯張健波曾在月刊三十周年時撰文披露作者司馬義「其實是一個六人小組，於1982至84年間各自報道中英會談的消息，其中四人至今仍任職行內，小組成員來自香港電台、《信報》、《東方日報》、《星島日報》、《南華早報》五個機構，彼此在中方或英方有各自的聯繫，大家均以共同做好新聞為目標，故此各自貢獻自己從人脈網絡中接收到的訊息，然後整合得回來的資料重構出整個背景，由兩人執筆撰成文章，彼此的互信關係很重要。」合眾人之力，為中英談判史，補上一筆，此文雖長，值得花時間細讀。 1997問題終於解決了，有人額手稱慶，有人仰天長嘆，但在悠長的中國歷史中，1997問題只是無數段落的一個小片段。日後史冊中可能只會簡單地說：「鄧小平領導下，中國洗脫百年恥辱，和平地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 榮耀全歸鄧小平，500萬港人僅是一群歷史過客，不過我們目睹過程中不少片段 — 有擲筆三嘆之「愚忠」、有擺風隨動之牆頭草、有顢頇無能之「大」人物、也有不管天翻地覆的小市民....。  千秋功過，誰來評定？  筆者希望透過這篇長文，把一些鮮為人知的真相記錄下來，例如「羅保動議」其實並非羅保的；「港人治港」由港人鑄造出來；鍾士元兩度欲去還留；「蜜桃理論」為何失效？北京誤請「香港廠商會」 「投資者放心」以外還有什麼？  北京領導人在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1982年9月訪華後，總結了香港問題的發展，並認為香港間題是中國在英國壓力下逼出來的問題。  不過，在鐵娘子訪華前，中英雙方肯定已曾就香港問題進行了商討，例如1979年3月前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81年4月當時的英國外相卡靈頓訪華及82年1月掌璽大臣艾堅斯訪華；其中麥理浩與卡靈頓會晤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後，均引述「香港投資者可以放心」作為鄧小平的主要談話內容，但實況是否如此呢？   英國連番施壓北京決定收回香港 麥理浩79年的北京行，儘管是在英國外交部同意下進行的；換言之，他是打著英國外交部的旗幟向中國提出香港問題。但中國當時根本就沒有解決香港問題的想法。加上麥理浩不過是區區一名殖民地總督，地位低微，中國領導人本來就不把他放在眼內。鄧小平向麥理浩提出「投資者放心」和「中國在1...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進入高潮。當時主流社會抗拒中共，但學運人士及民主派受中國民族意識驅使，支持中國收回香港。1984年1月，港大和中大學生會分別致函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要求民主自治，獲其承諾，令人對「民主回歸」充滿期待。本文寫於1984年2月，《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作者追溯中共如何「策略性調動」民族主義的激情，統一黨內思想及統戰港澳台。三十多年後的今日，「民主回歸」夢碎，國內民族主義在國家機器的操作下空前澎湃，本地「愛國」團體亦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民族主義」策略至今仍然在用。今天重讀此文，仍覺歷久如新。 1984年 中共運用民族主義 統一港澳台的策略 金思愷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傳統的民族主義，其實際意義是「尊王攘夷」。「王」的意義是文化統治與政治統治的結合體，而華夏與夷狄的區分不在種族、血統而在文化。明遺民顧炎武以「亡天下」與「亡國」的名論，來保衛傳統文化以抗拒滿族統治；但不久，滿清的政治統治迅即與中國傳統文化統治相結合。康熙皇帝為《朱子全書》作序，盛讚新儒朱熹的貢獻，說他有「忠君愛國之誠」、「定億萬世一定之規」。後來，曾國藩檄討太平天國，就強調保衛傳統文化來衛滿族皇朝及平定漢人洪秀全的造反。 所有民族與國家，其中心的維繫都在於傳統文化；而民族與國家區分的主要因素是主權在民，因為現代國家是建立在人民意願之上。因此一個民族可以有多個國家，或一個國家有多個民族。而在中國，於實際政治中，從來沒有 民主的觀念，民族與國家或政權就無從分立，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便成了同義詞，國家與政權之主「 王」是一體的。 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懷有反傳統的抱負，將反封建視為革命目標之一，他改變了傳統的中國民族主義，結合起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作為革命策略來運用；但在毛澤東逝世後，則又回復強調傳統的民族主義，這種恢復是否否依然是策略的運用？  民族主義內涵隨時勢轉變 國際主義者毛澤東，為什麼成為民族主義者呢？這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全國抗日情緒高漲，利用之以助長其聲勢。他的理論分成兩個層次 — 一、「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