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榮耀全歸鄧小平的香港前途談判（司馬義）
本文長達五萬多字，詳盡記載中英談判的來龍去脈，以及其中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當年關心政治者爭相捧讀。《信報月刊》前執行編輯張健波曾在月刊三十周年時撰文披露作者司馬義「其實是一個六人小組，於1982至84年間各自報道中英會談的消息，其中四人至今仍任職行內，小組成員來自香港電台、《信報》、《東方日報》、《星島日報》、《南華早報》五個機構，彼此在中方或英方有各自的聯繫，大家均以共同做好新聞為目標，故此各自貢獻自己從人脈網絡中接收到的訊息，然後整合得回來的資料重構出整個背景，由兩人執筆撰成文章，彼此的互信關係很重要。」合眾人之力，為中英談判史，補上一筆，此文雖長，值得花時間細讀。
1997問題終於解決了，有人額手稱慶，有人仰天長嘆，但在悠長的中國歷史中，1997問題只是無數段落的一個小片段。日後史冊中可能只會簡單地說：「鄧小平領導下，中國洗脫百年恥辱，和平地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
榮耀全歸鄧小平，500萬港人僅是一群歷史過客，不過我們目睹過程中不少片段 — 有擲筆三嘆之「愚忠」、有擺風隨動之牆頭草、有顢頇無能之「大」人物、也有不管天翻地覆的小市民....。
千秋功過，誰來評定？
筆者希望透過這篇長文，把一些鮮為人知的真相記錄下來，例如「羅保動議」其實並非羅保的；「港人治港」由港人鑄造出來；鍾士元兩度欲去還留；「蜜桃理論」為何失效？北京誤請「香港廠商會」
「投資者放心」以外還有什麼？
北京領導人在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1982年9月訪華後，總結了香港問題的發展，並認為香港間題是中國在英國壓力下逼出來的問題。
不過，在鐵娘子訪華前，中英雙方肯定已曾就香港問題進行了商討，例如1979年3月前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81年4月當時的英國外相卡靈頓訪華及82年1月掌璽大臣艾堅斯訪華；其中麥理浩與卡靈頓會晤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後，均引述「香港投資者可以放心」作為鄧小平的主要談話內容，但實況是否如此呢？
英國連番施壓北京決定收回香港
麥理浩79年的北京行，儘管是在英國外交部同意下進行的；換言之，他是打著英國外交部的旗幟向中國提出香港問題。但中國當時根本就沒有解決香港問題的想法。加上麥理浩不過是區區一名殖民地總督，地位低微，中國領導人本來就不把他放在眼內。鄧小平向麥理浩提出「投資者放心」和「中國在1997年收回香港」等說話，也不是中央決策，而僅是個人看法。
但到81年卡靈頓訪華時，情況已有了改變。
81年4月3日卡靈頓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鄧小平「一再強調，香港的投資者可以放心。他強調的語氣，比兩年前對（香港）總督強調時更重 ....（鄧小平）坦率表示，他是以中國政府的充分權力來說話。」
在卡靈頓舉行記者招待會的當天上午，鄧小平對英國記者談話時曾表示，即使香港將來改變地位，香港投資者的利益也不會受到損害。有關將來香港地位改變的說話，當時雖然沒有引起記者太大關注，但也是「中央決策」，是鄧小平以「中國政府充分權力來說話的」，這與79年之個人意見不同。
原來鄧小平在81年4月會見英國外相之前一個月，政治局常委曾召開會議，決定香港政策的方針及三項原則 —
一、97年時一定收回香港主權；
二、要讓香港相續為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策略服務；
三、在不損害中國主權的原則下，設想香港未來的政治經濟制度。
鄧小平卡靈頓早於81年互訴立場
為什麼中國要在卡靈賴訪問前的緊迫時間，才定下對香港問題的決策呢？這便要從歷史來看香港在中國領導人眼中的地位。
1949年解放軍瀕臨深圳河畔時，有人主張揮兵南下，將老牌殖民地主義者 — 英國人逐出香港，但中央卻持異議，國務院傳來總理周恩來的命令：「為了中英友好關係，禁止解放軍越過深圳河。」左派人士解釋說，周總理的高瞻遠矚，幫助中國渡過難關。他們認為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解放戰爭期間，曾與極度親蘇的王明及張國燾進行多次鬥爭，慘痛的經驗，使這班革命家從心底不信任蘇聯。「留下對外口岸」的思想，使港澳兩地繼續由殖民地者管治，其後的韓戰、中蘇分裂、文化大革命和四個現代化等發展，均證明當日決策者沒有下錯判斷。
但隨著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加上中美建交和中蘇關係緩和，到了八十年代，儘管香港仍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渠道，但昔日的戰略地位已今非昔比，故在英國三番四次提出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壓力下，政治局遂在最後時刻定出上述策略，並著令港澳辦公室負責擬定具體方案。
鄧小平81年4月3日上午向英國記者說：「16年內或16年後，即使香港地位有變，投資者利益也不會受損。」但他會見卡靈頓時，語氣並沒有這樣婉轉，他說中國擁有香港主權，中國從來不承認過去的不平等條約，中國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法非常合情合理。
卡靈頓回答說，英國希望香港繼續維持穩定和繁榮，但香港大部分土地，按照中國從不承認的租約，16年後將要歸還中國。
這樣的對答是否有點「牛頭不對馬嘴」？這要留待讀者判斷，不過最低限度鄧小平與卡靈頓會面時，並沒有出現尖銳的衝突；事後中國領導人更認為英國默認了中國的觀點，即中國97年後擁有香港的主權及治權。
值得注意的是，陪同卡靈頓訪華的兩位官員，一人正是日後中英會談英國代表團團長柯利達，另一人則是後來出任香港總督的尤德。
究竟柯利達及尤德日後相繼成為中英會談的要角是巧合，抑或是倫敦深謀這慮的刻意安排呢？相信唐寧街10號的決策人才知道答案。
81年3月至年底，是中國逐漸形成解決香港問題方案的關鍵日子。但在82年1月英國掌璽大臣艾堅斯抵京安排英國首相訪華事宜時，中國總理趙紫陽除向他重申中國立場外，還透露了中國解決香港問題方案的一些具體構想，例如 香港將繼續成為自由港、國際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
召見港澳人士 透露解決方案大綱
除了向英國政府透露香港方案外，北京在英國首相訪華前，亦在國內及香港進行思想工作，希望幹部及香港居民接受「一國兩制」和「特別行政區」的構思。
在81年底至82年中，鄧小平接見的港澳人士包括霍英東、黃麗松、利銘澤、費彝民、王寬誠、湯秉達、李子誦、李俠文、楊光、梁培、吳康民、陳復禮、陳紘、蘇務滋、徐四民、查良鏞及傳朝樞；趙紫陽亦接見了胡應湘、馮景禧、邱德根、李嘉誠、安子介和唐翔千。乍看這一陣容，大家可知中國之用心。綜合而言，鄧趙兩人向這些人士透露的中國解決香港問題具體方案重點有九。
（一）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中國不承認不平等條約。
（二）香港將成為特別行政區。
（三）香港現行制度不變，容許港澳繼續保持及發展資本主義制度。
（四）香港將來的管理工作，由屬於中國人的領導機構負責，行政首長也由香港中國人出任。
（五）香港政府府原有機關人員，不作重大改變。
（六）所有工廠、商店、公司和企業，均按現行方式進行生產和商業活動。
（七）外資企業和外國公司，仍可在港繼續過去經營方式。
（八）法制、幣制基本不變，只是割斷英國聯繫，消除殖民地色彩。
（九）市區治安工作由警察負責，中國收回香港以後，不派解放軍進入市區。
國內方面，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和中國共產黨理論家胡喬木，同時在82年2月13日舉行的幹部會議中講了話。這個專為培訓新人而設的幹部訓練班，原名是粵閩工作座談會。
胡耀邦涉及港澳問題的談話是：「現在我們除了經濟上對外開放，還要在不遠的將來用另外一種方式，即一個國家容許兩種社會制度的方式，來解決統一台灣和收回港澳主權的問題。」
胡喬木則說：「如果我們收回香港和澳門，大批的資產階級都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他們身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但照舊維持現行的制度，仍然是自由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新的非常複雜的情況，我們要有充分準備。」
中國領導人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為了迎接英國首相，準備和她談判解決香港問題。
「港人治港」從何而來？
曾幾何時，人們還爭論著「港人治港」的可行性，但到了今天，話題已經轉為如何落實「港人治港」，因為只要你繼續留在香港，你便須接受道項安排，不過，究竟 「港人治港」這個名詞是如何構思出來的呢？ 原來這也是港人的傑作！
彭真修憲報告的伏筆
81年11月26日，中國五屆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彭真開幕時作出的修憲草案報告，對一向政治冷感的香港人來說，當然不大關注，特別是彭真刻意「貶低」草案的用意，故意轉移視線，強調 草案只是針對將來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後的特殊情況。事不關己，香港人也懶得花精神去研究。當日提出的憲法草案規定內容為：「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在今日，大家可見特別行政區是香港在 97年後的唯一出路，但81年底局勢未明朗時，人們普遍認為只有台灣，才會成為特別行政區。當時大多數香港人可能只關心將來坐上三個小時飛機到達台灣後，能否仍像以往一樣，只要花上三幾千塊港元，便可得到帝皇式的享受，對部分懷有某種目的的「遊客」，他們更只會留意北投屆時會否一切不變。
中國領導人從來就將台港問題，視作同一個籃子的問題，細意玩味當日彭真的修憲報告，便曾明確表示：「在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原則方面，我們是決不含糊的，同時，在具體政策和措施方面，我們又有很大的靈活性，充分照顧台灣地方的現實情況和台灣人民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意願。這是我們處理這 類問題的基本立場。」最後的一句話，不是清楚說明中國處理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嗎？
事實上，81年11月奉召抵京的部分香港人大代表，已獲中央授意研究一個重要課題 — 如何在收回主權下解決香港問題？
人大代表一語定江山
五屆人大的香港代表有16人，分別是王寬誠、方善桂、石慧、莊世平、湯秉達、蘇友、李蘭生、李崧、楊光、吳康民、張泉、陸達兼、胡九、費民、郭增愷及黃燕芳。當然不可能每一位都有資格在中央所謂「求良方、解困難」下被徵詢意見，但從81年中開始，所有港澳人大代表都已經不斷受到中央「開導 」，明白中國在97年一定要收回香港的主權和治權。
當他們在81年11月抵京準備出席五屆人大四次會議時，幾位人大代表獲得特別安排，被邀請與兩位人大副委員長級的中國領導人，在北京飯店會商一些特別問題。
當天會議上，有人提出香港不少人士抱有的疑問，究竟香港能否真正成為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人行嗎？ 在座一位以說話動聽見稱的港澳人大代表，隨即以堅定語氣說：「不是香港人行，是中國人行，解放以前，外國人不是說我們治不好上海嗎？現在上海治得好不好，大家都是明白的。我看香港跟上海沒有什麼兩樣，上海我們可以治，香港也沒有什麼問題，我就不相信香港的中國人治不好香港。」
無可否認，今日操縱中國政壇的，仍是那些70歲以上的老人家，例如鄧小平、葉劍英、陳雲、彭真和鄧穎超。這些受到中國共產黨擁護的領袖，私底下他們全是粗樸的民族主義者。共產黨崛興，這些領導人的成長，愛國主義是一個很大原動力。「不相信香港的中國人治不好香港」，這句充滿煽動性，近乎口號式的說話，深深地打動了中國領導人的心坎，當日會議認為解決香港問題的途徑正是「港人治港」。
錯把馮京當馬涼
左派誤請香港廠商聯合會上京
1982年9月，中國總理趙紫陽向香港記者表示北京決定收回香港；兩個月後，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承志接見香港廠商聯合會訪問團時，首次正式闡述中國對香港問題的政策，不過當時不少人問「為什麼偏偏選中香港廠商聯合會來披露如此重要的政策呢？」原來這並非無心之失那樣簡單！
哪一個是「香港廠商會」？
新華社香港分社一位社長級人員82年10月接觸香港廠商聯合會會長黃鑑時，相信這位小廠商也會情不自禁地問「為何是我？」否則他也不用在啟程赴京前，不只一次要求較有分量的商界人士（包括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李鵬飛）代他出任團長。
據筆者了解，廖承志82年11月20日接見香港廠商聯合會代表團前夕，新華社香港分社突然向港澳辦公室負責接待工作的組長提出要求，希望廖主任取消接待這個代表團，因為他們並非 心目中的「傳聲筒」。究竟出了什麼亂子？原來有關方面誤把馮京當馬涼，至於這幕政治活劇的來龍去脈，則要從港澳辦與新華社香港分社之間的關係說起。
前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長王匡，在出任中國駐港最高領導人之前，僅是出版局局長。按職級，他比廖承志低幾級，因為後者當時的職銜相當於高級部長，他的下屬如港澳辦副主任李後或秘書長魯平，職位相當於副部長，比王匡高級。
加上王匡是外調幹部，而港澳辦諸位大員是中央京官，長期以來，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都是「唯港澳辦之命是從」，這樣的關係亦為日後的烏龍劇掀起序幕。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石階摔倒之前，中國領導人原本預備向她詳細講述對港政策，但因鄧小平與英相會晤時之氣氛惡劣，而擱置起來。那麼北京如何向香港人闡述中央的決策呢？中央仔細思量後，欽點了兩個傳聲筒，一是香港貿易發展局，二是「香港廠商會」。
為什麼中央會作出這樣的選擇呢？原來早在1979年，前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期間，中國已經向他提出了收回香港主權的構想。當時陪同麥理浩在座的，除了現時中英談判工作小組組長魏德巍（曾任香港政府政治顧問）外，另一位在座的是當時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在中國的邏輯下，簡悅強與香港政府是可以畫上一個等號，而香港政府與英國政府又可以畫上另一個等號，加上貿易發展局是半官方機構，選擇向貿易發展局透露對香港政策，無疑是間接向英國政府宣示同樣的訊息。
當時出任貿易發展局主席的簡悅強，遂獲邀率團北上：但小廠商黃鑑，又為何獲得同樣厚待呢？
唯唯諾諾新華社不敢問原委
原來港澳辦的京官雖有部分曾在香港活動，但對香港情況的認識並不透徹，故此當中央要他們向香港工商界宣揚對港政策時，他們自然想到中華廠商聯合會。
可惜獲准進口中國的香港左派報章，通常將「中華廠商聯合會」簡稱為「廠商會」，而港澳辦雖想邀請中華廠商聯合會，但在通知新華社香港分社時，卻僅說邀請「香港廠商會」北上訪問；有關旨令全是上級命令下級的口吻，既沒有說明北上日期，更沒有解釋原委。而新華社香港分社亦怯於京官的威嚴與慣於服從，雖存疑惑，仍不敢多問，遂奉旨行事，將「香港廠商會」理解為「香港廠商聯合會」。一幕「錯請馮京」的活劇遂告上演！
英國奸狡不可信
議員愚忠死不改
1982年9月24日，戴卓爾夫人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時，以決斷語氣充滿責任感地說：「作為女皇陛下的首相，我完全承擔對香港人履行責任。」
但1984年5月中，一位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向香港新聞界表示：「前港督麥理浩在很多事情上都處理得很好，但遇上香港與英國利益有衝突時，他往往忽略了港人利益，變成英國外交部政策的執行者。」
同日，與其他八位行政立法兩局同僚在倫敦向國會議員反映香港民意的立法局議員李鵬飛，亦公開指摘英國政府說：「當香港利益與英國利益有衝突時，我毫不懷疑英國人優先考慮的是英國利益。」
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心態下，英國人又怎能「完全承擔對香港人履行責任」？ 早在戴卓爾夫人訪華之前，無數所謂「履行責任」的鬧劇已不斷上演。
麥理浩禁止兩局設「97智囊團」
前港督麥理浩1979年4月6日結束訪華行程後，引述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談話：「香港投資者可以放心。」但僅此而已 ，結果他日後被兩局議員稱為「香港罪人」。
麥理浩的北京行，觸發兩局議員關注前途問題，他們本來計劃在內部成立「智囊團」，研究解決前途問題的可行辦法；但這個想法一經提出，馬上遭到始作俑者的麥理浩強烈反對，他曾從港督府跑到中區太古大廈的兩局議員辦事處「鎮壓」，禁止設立97問題「智囊團」，結果這個想法胎死腹中。
麥理浩出賣香港人的舉動，在5年後（今年1月 22日，即中英就香港問題舉行第八回合會談前3天），才在英國《星期日時報》一篇報道中露出端倪，鄧小平會見麥理浩的主題是告訴他「中國要將整個香港收回 」，而「麥理浩除了向他的波士」— 英國政府 — 滙報之外，再沒有告訴其他人！
1979年底，英國政府在國會提出研究「關上移民大閘」的新國籍法案，這明顯與麥理浩向倫敦提出中國整個收回香港的報告有關。麥理浩反對兩局議員成立解決香港前途的「智囊團」，是否恐怕兩局一旦團結起來，將使英國來不及部署呢？
81年中，介乎英國下議院已通過新國籍法案及上議院將討論該法案的期間，多位行政局議員曾多次提議組團赴英遊說上議院，但麥理浩再度行使否決權，反對有關提議，並堅持他本人「完全承擔對香港人履行責任」，行政局只好留在香港。結果上議院以3票之差，通過新國籍法，二百多萬持有英籍護照的港人，便淪為「二等公民」；倫敦關上這些人的太平門的「陽謀」，亦大功告成。
回顧道段歷史，麥理浩為英國政府爭取利益，居功至偉。國籍法通過以後， 行政局非官守議員雖然不惜在港督府與麥理浩力爭，令「龍顏」大怒，憤而退席，但這種事後行動仍無法令歷史重寫！
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麥理浩退休後，連番得到英廷的恩賜，首先晉升為上議院勳爵，其後更獲封英格蘭最高武士勳章！
香港人多年來在政府刻意塑造下，對政治極之冷感。誰人可以喚醒港人，及早面對前途問題呢？早期在國籍法問題上，曾與英國政府作過抗衡的兩局非官守議員，應是比較理想的人選，可惜這群業餘政客從開始便忽視英國政治現實的一面，誤信可以信賴英國政府。
直到 83年底，當他們發覺英國政府不可信時，才明白到需要喚醒政治冷感的香港人，尋求港人的支持；因此二十多位高高在上的議員，開始由中環太古大廈跑到區議會去旁聽，可惜為時已晚。
通過新國籍法後，英國政府還將香港留英學生貶為海外學生，學費由本土生的收費改為昂貴的海外學生學費；這足以讓香港人看清楚英國政府如何「履行責任」。奈何兩局議員一貫的「愚忠」，令這群香港精英，全部變成罔顧事實的「瞎子」。
分析兩局議員的心態，有利我們了解他們為什麼「盲目」信任英國政府，直到83年底才醒覺過來。
行政立法兩局是根據英皇制誥組成的，非官守議員都是由港督委任，後者公務繁忙，絕不可能認識社會各階層和各組織的「精英分子」，故此他每次委任新議員，都採用集體決定的方式，這個「集體」除總督外，還有布政司及行政局的首席非官守議員。
協同隱瞞真相 簡悅強難辭其咎
現行制度下，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還參與決定其他議員任滿後，可否再獲委任；他也是兩局內部會議的主席，故順理成章成為港府與兩 局之間的橋樑；他甚至可以決定什麼可在兩局討論，什麼不可在兩局計論 — 麥理浩「禁止」兩局談「97智囊團」一事僅是例外事件 — 故此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一直被兩局議員稱為「大 Sir」，其權力明顯凌駕其他同僚之上。
於此可見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意向及處事作風，往往成為兩局路向的決定力量。
鍾士元是在1980年9月開始接替簡悅強為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後者一年前曾與麥理浩一起會見鄧小平。假如我們批評麥理浩隱瞞香港人，那麼簡悅強這位首席華人又怎麼樣呢？
今年1月，當兩局議員從《星期日時報》獲悉麥理浩訪京「真相」後，曾去函簡悅強求證有關報道，但他一直沒有作答，而英國政府一直沒有公開否認《星期日時報》的報道，間接證明道篇報道的準確性，故使人越到簡悅強難辭其咎。
此外，簡悅強於79年訪京後翌年突然宣布退休，辭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職位，但另一方面繼續出任貿易發展局主席，而且頻頻率團出外（在80至83年3月退出發展局前，曾率領十多個代表團前赴五大洲），奔波勞碌，與「退休」相去甚遠，究竟他的引退內裏會否另有文章呢？
至於被同僚形容為「忠直倔強老實人」的鍾士元80年9月1日出替簡悅強後，也沒有給兩局帶來多大變化。這位老人家像大部分議員一樣，過分「愚忠」地相信英國政府會「完全承擔對香港人履行責任」的承諾。
議員對現實政治缺乏認識，是「愚忠」出現的主因，但除個人因素外，也有客觀的歷史因素 — 首先，議員並非民選的，他們一直均毋須向市民交代，而効忠對象也非港人，而是英女皇；其次，按照英皇制誥，議員只是總督諮詢民眾意見的特定對象，故此缺乏政治家的使命感，遇上政府意見與他們有衝突時，他們罕有據理力爭，反而只能解嘲地說：「政府有權決定是否接納我們的意見，我們只能盡責任將意見提出來。」
親英形象損信用 議員努力付東流
純提意見的做法，在處理香港日常事務一直都很有效，因為港府慣用協商替代對抗，以解決社會不同政經利益團體的矛盾；而議員提出的意見，一般都會得到政府考慮，正因為這樣，議員逐漸培養出一種信任政府的信念來。而在香港前途問題上，議員初期也是有此信念，並將之擴展至英國政府去。
但現實政治遠比政策諮詢複雜，香港前途問題不但直接涉及中英兩國的政經利益，而且英國政府的利益，往往又與香港不一致；故此在關鍵問題上，英國人便會犧牲香港利益以自保，兩局議員以慣用的「 好人好語」工作方式來處理香港前途問題，便絲毫沒有作用。
此外，按英皇制誥委任的兩局議員，「親英形象」早已深入民心，以致後來個別議員企圖透過與中國領導人接觸 ，陳述香港人的憂慮時，縱使這些話是反映實況，但因出於「親英」人士之口，中國領導人也認為「這是英國人的小動作，不足為信。」結果他們的努力變得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
中國堅持原則 蜜桃理論落空
歷史洪流不為人的意志所逆轉，多少幻想早已付諸東流，不少港人對1997問題的看法亦復如此。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82年訪華之前，香港輿論界普遍對前途問題一片樂觀，他們多認為，香港為中國提供大量的外滙收入（約佔中國外匯總收入40%），中國又怎會扼殺這隻生金蛋的鵝？於是他們估計中國會讓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
鐵娘子北京行連跌兩跤
英相戴卓爾夫人82年9月22日訪京，28日離港返英，整倒行程前後僅七天，但戴卓爾夫人在北京先後跌了「兩 跤」；其一是在人民大會堂門外，這一幕大家早已從電視熒光幕看得一清二楚；其二則是在會見中國政壇鐵漢鄧小平時「被摔倒」，但過程鮮為人知。為什麼英相會連跌兩跤，且被鄧小平事後向下屬破口大罵她為「臭婆娘」呢？
令鐵娘子在京碰壁的是，她在訪華期間提出「條約有效論」，這觸怒了痛恨這些「不平等條約」的中國領導人，但問題的根源其實是英國「為什麼要提出1997 問題？」
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七十年代中以後成為香港經濟天之驕子的物業發展商，迫使港府和英國政府面對97問題。
七十年代下半期，世界經濟從73年石油危機中 復甦，加上中國推行「四化」和東南亞「熱錢」注港，刺激本地物業市場興旺，樓價和地價一升再升，且成為理想的投機對象。持續的瘋狂搶購潮，把地價和樓價推至普羅市民難以承擔的水平，地產商及與地產市道關係密切的金融界，遂試圖從政治上為地產市道謀求突破。
這股操縱香港財經和金融界的龐大力量，一再向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英國趁中國「務實政治抬頭的時候，解決香港前途問題。他們希望英國在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因為這樣可令物業按揭期限延長，減輕供款額，從而刺激地產市道再創新高峰。
英相誤會北京「發錢寒」
「中國不會放棄生金蛋的鵝」，這個信念導致英國政府認同上述見解。82年8月《經濟學人》一篇分析香港前途的文章這樣說：「英國與中國談判時，持一張王牌，那就是知道若果香港及港幣失去人們對他的信心，中國的損失將比英國大。中國目前每年從香港賺取70億美元外滙，佔總數40%；相對來說，英國從香港賺取的僅是中國的七十分一。」這樣的分析，頗能反映當時英國人的看法。
當然，英國人也沒有忘記本身的利益。前英國外交部次官雷里（Sir Anthony Royle）曾私下透露，早在1974年他負責香港事務時，已經下令香港政府研究香港對英國的重要性，得出的結論是香港為英國帶來的經濟利益無從評估，也不可能將有關利益數量化，因為涉及很多無形的貿易及多種服務性收益。
戴卓爾夫人在訪華前，對香港前途抱有幻想，這可從82年9月23日，她在會見中國總理趙紫陽前，在英國廣播電台電視訪問中反映出來。她這樣說：「中國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想在本世紀末時，這個數字將達12億人。....我希幫能和中國討論如何確保香港穩定和繁榮，這點對中國是如此有利 — 以中國的外匯來說，其中40%是從香港得到的 — 同時香港居民生活如此美好，很多香港居民將前途付託給我們；你知道如何令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維持下去是一個迫切問題，因假若只有15年期，你便不會為將來作投資，你也自然會希望知道較長遠的前景，而這將需要許多討論。」
由此可見，當時戴卓爾夫人為了龐大的外匯收益，會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至97年以後。她就是抱作這種幻想會見鄧小平，並因此而連跌兩跤。
趙戴會面互陳兩國立場
82年11月，廖承志接見香港廠商聯合會訪問團時，才透露英相「摔倒」的部分「精采」過程。廖承志說：「戴卓爾夫人到中國來，口口聲聲說對香港要負責任，但除此以外，就什麼也沒有講了。我們問她，你們負什麼責任？她就請不清楚，我們問她，香港發行了多少港幣？她也答不出來。」
當戴卓爾夫人82年9月底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大談條約有效的同時，北京已經把她和鄧小平與趙紫陽的會談情況整理出來，供內部傳閱。 內容透露，9月23日趙紫陽與「鐵娘子」會談時，雙方只是各自闡述本身立場 — 中國表示在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的同時，將會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英國則認為要香港維持繁榮和穩定，香港現狀一定要維持不變，暗示英國人要繼續在港負責管治工作。
而翌日上演的「鐵漢硬拚鐵娘子」長約三個小時，扣除翻譯時間，兩人實際交談大約只有90分鐘，但已足使鄧小平達到目的。在介紹「戲肉」之前，我們先來一個小插曲。
中國領導人會見來賓前，例必有人替領導人「惡補」，譬如介紹來賓的個人資料和會見時計論項目的最新發展；而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前，他也先在人民大會堂接受「惡補」。當有關人員向鄧小半談及趙紫陽與鐵娘子會談不大咬弦時，鄧小平面露不悅之色地說：「看她今天說些什麼？」他為了顯以顏色，僅待鐵娘子進入人民大會堂後，才打開接見她的福建廳大門，並僅循例與她握手，這與趙紫陽站在人民大會堂外等候鐵娘子抵達的情況截然不同。
鄧小平連消帶打 鐵娘子無力招架
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的過程，可分作三部分 —
一、略為寒暄後，以能言善辯稱著的鐵娘子隨即單刀直入，指出中英共同希望維持香港繁榮穩定，這對中國大有好處，對香港居民也有利；為了承擔責任，英國希望中國考慮現時香港面臨的問題，考慮新九龍和新界租約15年期滿對投資者的影響。曾經三起三落的鄧小平，對這樣帶挑戰性的「演說」答覆得很技巧的。他用反問的方法說：「英國人對香港負有責任，請問你們負些什麼責任？」對戴卓爾夫人 代表香港人提出他們希望維持現狀的講法，鄧小平也是用反問方法來回答：「英國政府對香港是很了解的吧？！請問香港發行了多少港幣？」
二、鄧小平連消帶打，戴卓爾夫人為之語塞，隨即提出「條約有效論」。她說香港的地位是中英簽訂條約形成的，如果有國家廢除這些條約，問題十分嚴重，因為這個國家可同樣不履行其他條約。
鄧小平對鐵娘子這種提法反駁得更不客氣。他首先指出香港目前的地位，是歷史上不平等條約遺留下來的，中國從來都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以後，隨即宣布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對於處理香港問題的立場，鄧小平說，中國政府決定在認為適當時候收回主權，他現在「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這個決定正式告訴首相閣下；中國政府希望能夠通過外交途徑，雙方進行友好談判，尋求合作，共同制訂措施，謀求香港繼續繁榮穩定」。鄧小平補充說︰「如果經由上述方式不能解決香港問題，中國政府將另作考慮。」
所謂「另作考慮」，胡耀邦83年5 月會見美國華裔教授張旭成時這樣說︰「鄧小平的原話是，中英如果不能在84年底以前，達成解決香港前途的協議，中國政府將單方面公佈解決方案。」
三、鄧戴硬拚兩回合後，雙方同意共同擬定一份《聯合公報》，以便向世人交代。
戴卓爾夫人被鄧小平大挫銳氣之後，怒氣衝昏頭腦，結果在步落人民大會堂石階時失足摔倒。
鐵娘子北京之行撞得「頭崩額裂」其實是咎由自取，因她一再漠視中國發出的訊息！無辜的是香港人也險遭「沒頂」厄運。
正如上文所說，早在英相訪華之前，中英雙方早已交換看法。例如英國掌璽大臣艾堅斯82年1月會見中國總理趙紫陽時，趙已向艾闡述81年的中央決策。
北京早洩天機 倫敦充耳不聞
中國的立場極之清晰，究竟艾堅斯是否「偷工減料」，誤導了英國政府呢？筆者以為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年輕時在工廠任小職員的艾堅斯，一直擺脫不掉小職員的工作方式 — 絕不願意對一些重要事情單獨負上直接責任 — 所以當他聽取趙紫陽的說話後，立刻向趙詢問，這些說話是否適宜正式宣布？當雙方同意不作正式宣布後，艾堅斯接著又再詢問，有關內容可否作為他本人的理解而向外界透露？經仔細磋商後，最後決定以他「在北京所得到的印象」，向外界透露部分內容。
但這位掌璽大臣 82年1月10日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故意隱瞞部分重要事實。他說：「中英之間對香港問題沒有具體協議。」當被問及中國是否對前途提出任何建議時，他也只回答︰「沒有， 而且我也沒有向他們提出要求。」
兩局議員彷如散沙
當時港人向英國政府獻上的計謀，包括英國首相應該要求中國在97年後續約三十年；英國應該用主權交換治權，以繼續管治香港。凡此種種，都罔顧了中國一直聲稱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事實，不知是市民對97問題無知，還是心存幻想，但可以肯定說，港人不了解中共以政治掛帥的特色。
1982年7月，香港觀察社委託顧問公司進行一項全港性民意調查，結果顯示70%的被訪者希望維持現狀，他們認為這是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最佳方法。調查亦同時發現，只有少於半數的被訪者關注97問題。隔膜、不了解、加上不關注，大概就是當時樂觀氣氛的成因。
儘管兩局非官守議員，比一般市民先知先覺，較早開始關注前途問題與港人的切身關係，但在83年前，高如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也無權獲悉有關前途會談的內容及進展；立法局議員更無權涉足這個禁區。在缺乏資料進行分析之前，兩局議員也流於盲目樂觀。
83年開始，儘管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爭取到獲悉會談進展的權利，但由於他們的「愚忠」，加上中英雙方巧妙設計的「保密原則」，他們一直都三緘其口，有任何意見，只會在行政局會議廳內討論。個別的立法局議員，也只能藉著和個別行政局議員的私人關係，隱約知道一些會談進展。
嚴格來說，83年底以前，兩局議員在97問題上，一直只能各自為政，絲毫不能發揮兩局議員的集體智慧，自然亦不能策動市民，發揮社會的群體力量。
直到83年底，當兩局知道英國決定放棄香港之後，才開始一起工作，但缺乏基本政治常識的議員們活像一盤散沙，他們從來就沒有一套較長道的策略，難怪一位議員慨嘆地說：「兩局畢竟不是一個政黨。」
港英對華估計錯誤
市民對中國的隔膜和不了解，也是議員們普遍患上的通病。他們從問題開始之初，已經錯誤估計民族大義在老一輩中國革命者心中所佔的位置。鄧小平談香港前途時所說「不做第二個李鴻章」，民族主義情緒不是溢於言表嗎？
此外，兩局議員也將經濟利益因素看得太重。麥理浩79年訪問北京期間，也犯上相同的錯誤。82年11月20日，廖承志接見香港廠商聯合會訪問團便清楚透露：「前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和我說過，香港每年為中國帶來四十多億美元外匯，夫復何求？但他不明白這些外匯我們不是白取的，是國內工人、農民用血汗換來的。」這一段話，說明中國對從香港取得的外匯收益，與當時港人所理解的有明顯不同。
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老一輩當權領導人的革命情操；六十年代中蘇反目，蘇聯撤走一切在中國的經濟援助，中國欠下蘇聯大筆國債，中國還不是在最困難的時刻，拼著爭一口氣，一分一毫地還清所有欠下的債項？今天掌權的老人家也是日的領導人之一！
可惜香港人一直沒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更不理解中國透過多條渠道傳出訊息的真諦。香港社會就是在這種無知下，渲染出一片樂觀氣氛。
82年初，雖然兩局議員相繼從報刊及左派人士口中，獲悉中國堅持在97年收回香港主權，並且將以撤換英人總督及改掛五星紅旗，作為體現收回主權的準則，但兩局仍認為中國提出的一套，只是作為討價還價的高姿態。
82年8月，一位立法局議員曾私下表示：「香港能夠保持繁榮，其中主要因素，是有一個國際投資者信任的行政管理制度，而英國人在這方面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香港仿如一隻在蜘蛛網上的蜘蛛，經過數十年努力，才建立起來的國際關係和聯絡，若因改變現狀而突然切斷，勢將似蜘蛛網被割破一樣，整隻蜘蛛立即會掉下來。」
香港生存要依靠國際貿易，英國人管治下的香港政府，數十年來透過無數實際例子，在國際上建立起商人對香港的信心，將來一旦真的要組織新政府，短期間又怎能令外國商人繼續有信心與香港進行貿易呢？這種說法，在82年間，實際代表了大多數兩局議員的共同心聲。
當時，部分兩局議員還有另一種擔憂，他們認為若要撤換香港總督，在總督之下工作的一大群外籍高官，恐怕也會相繼辭職，屆時影響最大的，將是主要由外籍人士領導的紀律部隊，香港一直都以一個強大的紀律部隊體系來維持本港安定，倘若驟然間紀律部隊失去領導指揮，是否仍然能夠有效率地工作？誰敢保證香港可以繼續維持安定呢？
儘管兩局議員對前途問題一直持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在82年戴卓爾夫人啟程訪華前，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觀點。議員明白到，雖然純粹從英國人的法治觀點考慮，只有界限街以北的新九龍及新界，才存在著97問題（因為界限街以南及港島地區，是割讓給大英帝國的），但他們認為香港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考慮界限街以北租約問題的同時，必須併入界限街以南及港島作為一個整體考慮。
而在82年8月，港督尤德親自挑選五位兩局議員前往英國，向首相反映香港民意時，議員們提出的眾多解決香港問題建議，全是希望英國在97年後繼續維持在香港的管治權，其中主要的建議，包括續約和主權換治權。
議員構思「蜜桃理論」
當年兩局議員為了實現延長英人管治，繼續維持香港現狀，除了採用遊說方法，盡量向英國政府反映香港人要求維持現狀的意願，以及每當有英國政要訪問香港時，又聯合一致反覆提出同樣的要求外，部分議員還抱有一套所謂「蜜桃主義」，那就是不斷向中英政府，貢獻一項又一項的利益，從而希望令中英雙方覺得維持香港現狀對他們有利可圖。
82年中，香港政府向英國南大西洋基金一筆2,000萬元捐贈之舉，便是議員們巧妙安排下的其中一個「蜜桃」。
當年香港政府公佈立法局財務委員會通過這項決定時，馬上引起輿論嘩然。社會人士普遍認為捐款數額過多，兼且英國是一個較香港更富裕的社會，若能將捐款留下來，可以更適當地用在裨益本港社會的用途上。
82年兩局年報清楚解釋了議員當年為什麼主動作出如此「大豪客」式的捐獻。年報說：「其他人（指支持捐獻的人士）則認為香港是英聯邦成員之一，且重視本身與英國的聯繫。英國政府既然呼籲公眾捐款，香港若對友人的求助，置諸不理，是不符香港一向的做法。」
一位立法局議員私下更坦白承認捐獻的動機，是博取英國政府的同情。他說：「雖然二千萬元的捐獻，未必完全是為了買英國人的同情，但香港市民最終還是要靠英國人幫助我們，與北京談判解決97年的租約問題。」施恩望報，向英國人求憐的心態，促成了英國政府取得2,000萬元的實際收益。
82年9月，政府宣布以十多億元，向中資華潤公司為首的地產集團，購回他們原先計劃在新界天水圍發展的大片魚塘沼澤地，這也是議員們刻意獻贈給中國的另 一個「蜜桃」。
香港政府宣布這項決定時，出席記者招待會的官員解釋說，政府是為了繼續推行長遠發展，有需要購入大片土地作為儲備用途。言詞冠冕 堂皇，但揭穿了只是自圓其說的辯護，因為在82年政府還撥出以千萬元計的款項，聘請顧問公司研究港九新界五大區域的長遠土地發展策略；有關問題在今年中才由政府作出最後決定。假如政府在82年為了土地發展長遠計劃而需要天水圍土地，這套長遠計劃又是如何制訂出來呢？
購天水圍並非自願
一位立法局議員事後透露：「政府購回天水圍土地是一項政治交易，財務委員會根本無權作出拒絕的選擇。政府向財務委員會提出購買天水圍土地方案時，已強烈暗示財務委員會必須批准特別撥款。政府又曾向兩局議員透露，在作出購回方案之前，收到中國國務院的暗示，表示希望香港政府買回天水圍土地，從而解救華潤公司在這項發展計劃中可能蒙受的巨大損失。」
多位熟悉本港地質及土木工程的專業人士指出，政府購回的天水團土地，是一片接一片的魚塘，淤泥堆積厚達十多米，若要發展，必先挖出淤泥，再用結實泥土填平，才可興建高樓大廈；若能完成這項龐大的挖泥填土工作，香港將在世界建築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因為這將是現代建築史中規模最大的挖泥填土工程。
至於中英共享的「蜜桃」，則是廣東大亞灣的核電廠計劃。這個計劃可為英國通用電力公司帶來50億元的巨額合約，由通用公司負責供應核電廠的常規渦輪發電機組；另 一方面，該計劃也為中國提供了學習建造大型核電廠的機會。
可笑的是，分得「蜜桃」的英國通用電力公司，並沒有建造這樣規模的常規渦輪發電機組的經驗；至於製造核子反應堆的先進技術，中國將來還有賴從法國或其他西方國家引進。當然，憑著通用公司和英國保守黨政府的密切關係，贏取核電廠合約的衡量準則，根本就不會是資格問題。
建造大型核電廠的科技，對中國相當重要，因為中國的長期目標，是需要用核電來解決華東地區缺乏電力資源的問題，而大亞灣核電廠，將可以為這個長遠目標鋪下康莊大道。當然，建造大亞灣核電廠的先決條件，就是要香港用戶購買核電廠70%電力，從而為中國提供外滙來價還向外國購買機器欠下的巨額債項。
聯管機場胎死腹中
以下是另一個中英共享的「蜜桃」，可惜風不調，雨不順，終未能結出碩果。
82年初，一位立法局議員曾分別向中英雙方提交一份興建國際機場的可行性報告，建議在中港接壤的后海灣興建國際機場，由中港雙方共同使用。
這份可行性研究報告除希望減輕啟德機場的擠塞情況，以及為深圳特區解決急需的對外航空聯繫之外，最重要的是為中英政府製造龐大的合作性工程合約，於此可見這位議員用心良苦。
可惜其後中英雙方互不信任，加上機場可作軍事用途，假若中英共同使用，會出現軍事上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些理由，終於導致中英本可從中分享的「蜜桃 」計劃胎死腹中。
在民族主義思想籠罩下，年老的中國領導人，從來就不會，也不可能改變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的想法。另一方面，兩局議員一直巧妙地安排一個又一個甜美的「蜜桃」，除了替佯稱「履行對香港責任」的英國政府，帶來一次又一次從港人身上謀取利益的機會外，英國政府從來就沒有為香港人爭取權益，英國在談判桌上退讓之速，令中方成員也感驚訝。
部分香港人對香港前途抱有的幻想，就在現實政治下幻滅！
鐵娘子北京行連跌兩跤
英相戴卓爾夫人82年9月22日訪京，28日離港返英，整個行程前後僅七天，但戴卓爾夫人在北京先後跌了「兩跤」；其一是在人民大會堂門外，這一幕大家早已從電視熒幕看得一清二楚；其二則是在會見中國政壇鐵漢鄧小平時「被摔倒」，但過程鮮為人知。為什麼英相會連跌兩跤，且被鄧小平事後向下屬破口大罵她為「臭婆娘」呢？
令鐵娘子在京碰壁的是，她在訪華期間提出「條約有效論」，這觸怒了痛恨這些「不平等條約」的中國領導人，但問題的根源其實是英國「為什麼要提出1997 問題？」
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七十年代中以後成為香港經濟天之驕子的物業發展商，迫使港府和英國政府面對97問題。
七十年代下半期，世界經濟從73年石油危機中 復甦，加上中國推行「四化」和東南亞「熱錢」注港，刺激本地物業市場興旺，樓價和地價一升再升，且成為理想的投機對象。持續的瘋狂搶購潮，把地價和樓價推至普羅市民難以承擔的水平，地產商及與地產市道關係密切的金融界，遂試圖從政治上為地產市道謀求突破。
這股操縱香港財經和金融界的龐大力量，一再向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英國趁中國「務實政治抬頭的時候，解決香港前途問題。他們希望英國在97年繼續管治香港，因為這樣可以令物業按揭期限延長，減輕供款額，從而刺激地產市道再創新高峰。
英相誤會北京「發錢寒」
「中國不會放棄生金蛋的鵝」，這個信念導致英國政府認同上述見解。82年8月《經濟學人》一篇分析香港前途的文章這樣說：「英國與中國談判時，持一張王牌，那就是知道若果香港及港幣失去人們對他的信心，中國的損失將比英國大。中國目前每年從香港賺取70億美元外滙，佔總數40%；相對來說，英國從香港賺取的僅是中國的七十分一。」這樣的分析，頗能反映當時英國人的看法。
當然，英國人也沒有忘記本身的利益。前英國外交部次官雷里（Sir Anthony Royle）曾私下透露，早在1974年他負責香港事務時，已經下令香港政府研究香港對英國的重要性，得出的結論是香港為英國帶來的經濟利益無從評估，也不可能將有關利益數量化，因為涉及很多無形的貿易及多種服務性收益。
戴卓爾夫人在訪華前，對香港前途抱有幻想，這可從82年9月23日，她在會見中國總理趙紫陽前，在英國廣播電台電視訪問中反映出來。 她這樣說：「中國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想在本世紀末時，這個數字將達12億人。...我希幫能和中國討論如何確保香港穩定和繁榮，這點對中國是如此有利 — 以中國的外匯來說，其中40%是從香港得到的 — 同時香港居民生活如此美好，以多香港居民將前途付託給我們；你知道如何令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維持下去是一個迫切問題，因假若只有15年期，你便不會為將來作投資。你也自然會希望知道較長遠的前景，而這將需要許多討論。」
於此可見，當時戴卓爾夫人認為中國為了龐大的外匯收益，會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至97年以後。她就是抱作這種幻想會見鄧小平，並因此面連跌兩跤。
趙戴會面互陳兩國立場
82年11月，廖承志接見香港廠商聯合會訪問團時，才透露英相「摔倒」的部分「精采」過程。廖承志說：「戴卓爾夫人到中國來，口口聲聲說對香港要負責任，但除此以外，就什麼也沒有講了。我們問她，你們負什麼責任？她就講不清楚。我們問她，香港發行了多少港幣？她也答不出來。」
當戴卓爾夫人82年9月底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大談條約有效的同時，北京已經把她和鄧小平與趙紫陽的會談情況整理出來，供內部傳閱。內容透露，9月23日趙紫陽與「鐵娘子」會談時，雙方只是各自闡述本身立場 — 中國表示在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的同時，將會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英國則認為要香港維持繁榮和穩定，香港現狀一定要維持不變，暗示英國人要顯續在港負責管治工作。
而翌日上演的「鐵漢硬拚鐵娘子」長約三個小時，扣除翻譯時間，兩人實際交談大約只有90分鐘，但已促使鄧小平達到目的。在介紹「戲肉」之前，我們先來一個小插曲。
中國領導人會見來賓前，例必有人替領導人「惡補」，譬如介紹來賓的個人資料和會見時討論項目的最新發展；而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前，他也先在人民大會堂接受「惡補」。當有關人員向鄧小半談及趙紫陽與鐵娘子會談不大咬弦時，鄧小平面露不悅之色地說：「看她今天說些什麼？」他為了顯以顏色，僅待鐵娘子進入人民大會堂後，才打開接見她的福建廳大門，並僅循例與她握手，這與趙紫陽站在人民大會常外等候鐵娘子抵達的情況截然不同。
鄧小平連消帶打 鐵娘子無力招架
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的過程，可分作三部分 —
一、略為寒暄後，以能言善辯稱著的鐵娘子隨即單刀直入，指出中英共同希望維持香港繁榮穩定，這對中國大有好處，對香港居民也有利；為了承擔責任，英國希望中國考慮現時香港面臨的問題，考慮新九龍和新界租約15年期滿對投資者的影響。曾經三起三落的鄧小平，對這樣帶挑戰性的「演說」答覆得很技巧的。他用反問的方法說：「英國人對香港負有責任，請問你們負些什麼責任？」對戴卓爾夫人 代表香港人提出他們希望維持現狀的講法，鄧小平也是用反問方法來回答：「英國政府對香港是很了解的吧？！請問香港發行了多少港幣？」
二、鄧小平連消帶打，戴卓爾夫人為之語塞，隨即提出「條約有效論」。她說香港的地位是中英簽訂條約形成的，如果有國家廢除這些條約，問題十分嚴重，因為這個國家可同樣不履行其他條約。
鄧小平對鐵娘子這種提法反駁得更不客氣。他首先指出香港目前的地位，是歷史上不平等條約遺留下來的，中國從來都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以後，隨即宣布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對於處理香港問題的立場，鄧小平說，中國政府決定在認為適當時候收回主權，他現在「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6府將這個決定正式告訴首相閣下；中國政府希望能夠通過外交途徑，雙方進行友好談判，尋求合作， 共同制訂措施，謀求香港繼續繁榮穩定」。鄧小平補充說︰「如果經由上述方式不能解決香港問題，中國政府將另作考慮。」
所謂「另作考慮」，胡耀邦83年5月會見美國華裔教授張旭成時這樣說︰「鄧小平的原話是，中英如果不能在84年底以前，達成解決香港前途的協議，中國政府將單方面公佈解決方案。」
三、鄧戴硬拚兩回合後，雙方同意共同擬定一份《聯合公報》，以便向世人交代。
戴卓爾夫人被鄧小平大挫銳氣之後，怒氣衝昏頭腦，結果在步落人民大會堂石階時失足摔倒。
鐵娘子北京之行撞得「頭崩額裂」其實是咎由自取，因她一再漠視中國發出的訊息！無辜的是香港人也險遭「沒頂」厄運。
正如上文所說，早在英相訪華之前，中英雙方早已交換看法。例如英國掌璽大臣艾堅斯82年1月會見中國總理趙紫陽時，趙已向艾闡述81年的中央決策。
北京早洩天機 倫敦充耳不聞
中國的立場極之清晰，事竟艾堅斯是否「偷工減料」，誤導了英國政府呢？筆者以為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年輕時在工廠任小職員的艾堅斯，一直擺脫不掉小職員的工作方式 — 絕不願意對一些重要事情單獨負上直接責任 — 所以當他聽取趙紫陽的說話後，立刻向趙詢問，這些說話是否適宜正式宣布？當雙方同意不作正式宣布後，艾堅斯接著又再詢間，有關內容可否作為他本人的理解而向外界透露？經仔細磋商後，最後決定以他「在北京所得到的印象」，向外界透露部分內容。
但這位掌璽大臣 82年1月10日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故意隱瞞部分重要事實。他說：「中英之間對香港問題沒有具體協議。」當被問及中國是否對前途提出任何建議時，他也只回答︰「沒有， 而且我也沒有向他們提出要求。」
他又說，從他與中國領導人的接觸中，感到中國很了解香港的重要性，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及自由貿易區，中國在考慮香港的未來問題時，會把這些因素算進去。但他絕口不提中國堅持對港九新界全部領土擁有主權的立場，他亦沒有向香港人透露中英雙方會在短期內就香港問題進行討論等關鍵性發展。
不過，像艾堅斯這樣小心謹慎的「小職員」性格，他又豈會不原原本本將趙紫陽的談話內容轉告英國政府？
三個月後，鄧小平也替英國人「補了一課」。 當鄧小平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斯時，他詳盡解釋中國對解決香港前途所作的安排 — 新憲法草案第三十一條有關設立特別行政區的目的之一，是為將來解決香港問題；香港所有居民（中國人、英國人和外國人）將來都可以參加管治香港等等。當時的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後來成為中英談判的英方團長）也有列席，他對鄧小平的說話曾加以詳細記錄，試問英國政府又怎會收不到中國的訊息？
82年6月中，鄧小平會見香港知名人士，提出「收回主權、保持繁榮」的八字真言，駐倫敦的中國大使館人員又再奉北京指令，向英國外交部作出試探說，設立「特別行政區 」是否適用於香港？
種種事例說明，中國政府早在戴卓爾夫人訪華前，便透過多個場合，向英國政府詳細說出中國對香港的政策。
英國社會民主黨國會領袖歐文1977至79年出任英國外相期間，曾授權香港總督麥理浩於79年初前往北京作歷史性訪問，掀開了香港前途問題會談的序幕，當年麥理浩向倫敦政府作的秘密報告，歐文理所當然是主要的審閱人。憑著當年對中國立場的理解，他82年5月接受本報訪問時，亦清楚指出「你們愈將香港前途問題白熱化， 只會更令中國正視這個問題的牽連性，從而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領土」。歐文一語中的地指出中國對香港問題的反應，身為當事人之一的戴卓爾夫人為什麼對中國反應估量錯誤呢？
鐵娘子不自量力終自食苦果
不少意見認為英國在福克蘭戰役的勝利，衝昏了英國的腦袋；她錯誤估量手中所持經濟牌的分量，加上5位兩局非官守議員在82年中向她反映「維持現狀」的民意牌，遂令這位女強人妄圖說服北京改變原有立場。
福島戰役令英國外交部兩位最熟悉香港事務的政客（外相卡靈頓及掌璽大臣兼負責香港事務的副外相艾堅斯）同告離職，相信也是英相錯誤估量客觀形勢的另一個主要理由。
戴卓爾夫人判斷錯誤致在北京摔了跤，可謂自食其果；可惜的，是那些希望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的幻想並未隨之幻滅，主要原因是港人一直被蒙在鼓裏，直到今年4月20日英國外相賀維在港首次公開英國之立場後，他們才醒悟過來。
鍾士元演「海瑞罷官」
行政局獲知談判詳情
整個中英談判，豈只戴卓爾夫人犯上錯誤，兩局議員的「愚忠」，特別是他們早期對英國政府的「癡心妄想」，也令人擲筆三嘆！
1982年10月中，灣仔熙華大廈毆打記者事件成為新聞界的採訪焦點，隨著事態發展，報章頭版一天復一天刊登這則新聞，反而將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突然在倫敦首相府出現的消息忽略了。究竟鍾爵士為何遠渡重洋呢？原來他赴英上演一幕「海瑞罷官」！後來經過英廷極力挽留，鍾士元才回心轉意。
這次事件的導火線，是英國堅持香港前途會談要嚴守保密原則，連英皇制誥規定為港督最高諮詢機構的行政局，也無權過問；而遠因則是麥理浩在新國籍法問題上，「出賣」了兩局。
保密原則是戴卓爾夫人訪華時，在北京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的。她說：「如果你（指香港人）要維持信心，我必須保持機密。」當記者追問香港人在不知會談進展情況下，怎樣可以繼續維持信心時，她只能顧左右而言他地掩飾說：「如果你參加過會議，就 知道不應發表會要保密的內容。經這樣的安排後，對方將會有更多信心跟你會談。」
但筆者掌握的事實，卻顯示英國在談判桌上兵敗如山倒，「保密原則」 正好用來「遮醜」。
保密原則的另一作用，是蒙蔽香港人；在對會談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港人發表意見時，難以有的放矢，結果任由中英兩國擺布。
議員力迫倫敦放寬保密原則
鍾士元請辭其實只是兩局與倫敦鬥爭的一個小環節，因為早在英相訪華前，中英雙方已常就香港問題交換文件，但行政局卻只能間中閱讀到部分文件，當時，部分行政局資深議員，已對此流露不滿之情。
例如82年9月27日，戴卓爾夫人在太古大廈會見兩局議員時，便上演了一幕 「舌戰群儒」的好戲。
當日多位立法局議員事前曾獲資深議員面授機宜，促使他們在會上以尖說語氣，質詢戴夫人如何落實她在北京提出「對香港人負有道義責任」 的承諾，並正面要求讓香港人 — 最低限度讓行政局議員 — 可以全面了解中英會談內容。
但飽經政壇風浪鍛煉的鐵娘子，又怎會輕易讓步？她當時僅模稜兩可地答允研究道個建議的可行性，並重申啟程訪華前對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所說的：「英國政府將繼續就香港前途問題諮詢香港人。」
這個答案當然無法滿足兩局議員，因為他們仍然不能知道會談詳情，在「無知」的情況下，即使英國不停諮詢他們，所能發揮的作用也微乎其微。這促使兩局議員決心向英國政府繼續施加壓力，鍾士元倫敦行正是這次鬥爭的延續！
82年12月7日，當時專責香港事務的英國外交部次官鮑斯達訪港會晤兩局議員時，一位立法局議員再度以不客氣的語調，質詢這位身材瘦削的高個子說：「閣下是否知道你目前正在處理一項關乎全港500萬人前途的大問題呢？在處理過程中，連我們憲法內最高權力架構的行政局，也不能完全知悉香港前途談判的進展， 對於500萬的香港人而言，這種安排合理嗎？」
語音剛落，其他議員尾隨「發炮」，步步進逼鮑斯達，令這位剛在七個月前，才調往外交部 的上議院勳爵，感到他接手的原來是個「燙手山芋」！
講員「咄咄逼人」，亦令他充分體會兩局渴望英國政府放寬保密原則的決心，但這項決定是由英國首相作出的，政府官員必須嚴格遵守，鮑斯建亦不例外， 因此他只能答應兩局議員的意見，盡量向英相反映。
行政局奪得協議「認可權」
為了平息兩局議員，其或可能是社會大眾對英國政府的不信任，這位飽受港人「怨言怨語」相向的英國外交部次官，在翌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了即時受到中方猛烈評擊的「三腳凳」理論。
當日鮑斯達的談話原文是「有關方面尋求的協議好比一張三腳桌子，桌子的三隻腳，分別代表中英港方面的意願，協議只有符合三方面的意願才能成立，否則即使有任何一方不能接受協議，這張桌子也會倒下來。」
上述談話反映這位外交部次官已經接受兩局議員的看法，明白到「香港人意願」在達成協議過程中的重要性；而要了解港人意願，自然要起碼讓部分港人知悉會談的全部內容。
大約一個月後，兩局爭取的參與權利，終於獲得英國政府答允。83年1月25日，倫敦《金融時報》在一篇「香港贏得前途發言權」的報導中表示：「英國已經同意香港行政局，應該有權對英國提出建議，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權決定是否接納英國的建議....在前途談判桌上，香港已取得獨立發言權。港督尤德不久將正式參與談判。」翌日，香港政府新聞處就此篇報導發表聲明，間接證實行政局已取得會談決策參與權。
一位議員事後透露，行政局所爭取的參與權，其實是一項「認可權」（Endorsement Rights）；英國已經答允將來與中國簽署解決香港前途協議之前，先行徵求行政局的「認可」。這解釋了兩年來的中英談判，每當英國政府談判策略有重要轉變時，行政局議員都會前往倫敦，或者由英國政府派遣外交部高官來港徵詢他們的意見，這亦解釋了為什麼在中英 草簽協議之前，行政局議員要在今年9月中，前往倫敦「認可」有關文件；英國內閣也要在行政局認可後的翌日，才可以討論是否接納這份協議。
利益不同 議員未能同心協力
兩局議員一反過往妥協式的好言相勸，轉為採取強硬態度，理由是擔心英國重施「新國籍法」的故技 — 為保英國利益而犧牲香港利益。
可惜的是，英國政府決定讓行政局全面了解會談情況這一招，今港英之間的矛盾暫時緩和下來，以致兩局議員，繼續癡信英國，誤以為英國將堅持香港人的利益，因而放軟「強硬態度」。當他們再度醒覺到英國人不可信時，回頭一望，「輕舟已過萬重山」，悔之晚矣！
有人將97問題困擾下的香港，形容為一艘在狂風暴雨中顛簸前進的小船，那麼自83年1月起，香港終於有人站到甲板上，實試掌舵搖櫓 — 鍾士元可能扮演了舵手的 角色，其同僚則在旁搖櫓。
可惜這位舵手雖然剛直倔強，但他和他的船員，對中英政治的認識太膚淺，對政治鬥爭更缺乏認識，更致命的是，這三十多位船員因背景不同、輩分有別，加上部分立法局議員埋怨替行政局議員爭取到了解會談內容之權利後，自己仍處身五里霧中，故有「被出賣」之感覺，結果呈現內部分裂，各懷不同目的，例如有人願意協助領航員一起工作而服從指揮；有人為鞏固自己的名位而戰；有人積極利用每一個機會積累金錢以便棄船；也有人渾水摸魚，藉此「更上一層樓」。在這情況下，這艘人丁單薄、設備簡陋的小船本已先天不足，加上後天問題叢生，結果險象環生，作為乘客的你和我應自有感受。
在香港前途問題上，兩局議員本是唯一有條件的港人領導人，但他們一再失職，港人漸漸意識到不能依賴他們了！
港人為什麼擔心？
香港記者82年9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前，向中國總理趙紫陽問「港人是否要為前途擔心？」趙反問說：「為什麼要擔心呢？」
中國宣布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是國家邁向統一的大喜訊，不少港人為什麼還將信心問題掛在口邊？
82年6月鄧小平會見港澳人士時語重深長地說：「你們在外面的見聞比國內同胞廣泛，看問題會包括各個方面，對香港將來的問題，希望多聽聽你們的意見。」他亦強調不派幹部南下治港，反映中國領導人對保持香港繁榮的良好意願，但為什麼香港還有信心問題呢？
82年11月30日，在北京出席五屆人大五次會議的人大代表王寬誠說：「對（香港繁榮穩定有擔心）這個問題，我想說三句話 — 第一句，十五年內， 現狀不變；第二句，到了1997年總督沒有了，英國旗沒有了，『御用』的字眼沒有了，其他不變，社會制度不變，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交易所照樣開，跑馬照樣跑，要跳舞照樣跳。港人治港，怕什麼？」
作為人大代表的王寬誠的談話，明顯具有傳達中國對港政策的作用；但港人難道只是擔心舞不能跳....？不少港人憂慮的是「各樣不變」能否落實？中國領導人是否了解香港情況？不知憑什麼標準挑選出來的港澳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真的可以向國家領導人反映香港實況？
擲掉有色眼鏡看清香港真象
「按經濟規律辦事」是中國近年廣泛宣傳的口號，事實上，搞經濟的人理應實事求是，才可掌握規律，但我們試看看當時中國金融界權威 —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負責人兼港澳政協委員蔣文桂的言論。
蔣文桂82年11日曾就香港經濟問題，向中央領導人作過一次逾百人參加的匯報會演講。他認為香港經濟沒有受信心問題打擊；並認為自82年9月英相訪華後出現的港元下跌問題，主要是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其次是英國人施小動作。
84年5月，香港大學輕濟系教授饒餘慶在北京會見了港澳辦公室負責人，返港以後，他感慨地說：「香港情況比較繁雜，中國解決問題的誠懇態度不必懷疑，但可能不是親歷其境吧！他們對香港情況總有隔膜....例如港幣問題，港澳辦負責人認為英國人不搞花樣，便不會出現問題。香港情況不是如此簡單，去年港元風暴，國內基本看法是英國搞出來的。英國人可能在無意間引起港幣的不穩定，但無可否認，有很多人將港幣轉為外幣，從這方面來看，不親歷其境，很難了解貨幣會動盪得如此厲害。」
當然也有不少左派人士親歷其境，可惜他們帶著「有色眼鏡」，結果被偏見扭曲了事物之真象。看來有誠意建設香港的人士，都要除下「有色眼鏡」，這樣才可消除大家的疑慮。
另一方面，82年底香港流傳不少有關中英會談陷入僵局的消息。新界鄉議局83年1月組織新界人士參觀訪問團北上時，從廖承志口中獲悉：「中國已將球踢給英國，但不知道英國交回來的球，是遠射球還是角球。」
議員明哲保身不願冒險「下注」
究竟廖承志所指的「球」是什麼呢？原來是一個大球，而非小球；這個球是指中國一定要收回領土主權，而非外傳之方案。
當時已經了解會談進度的行政局議員，知道會談毫無進展。83年1月初，行政局議員羅德丞在兩局內部會議重提成立「智囊團」一事，但這項提議再度在港府強烈反對下消失於無形，兩局議員只好以私人交往或三數知己密斟的方式，思索解決香港前途的方法。
當時兩局議員認識到香港問題極之敏感，特別是83年初中英各自堅持立場之時，任何公開行動，肯定會開罪其中一方，甚至可能同時招致中英雙方聯手夾擊。一些置身其間的議員認為：「歸究到柢，香港前途問題是對兩個不同政府的選擇問題。」
他們當時對將「賭注」押在哪一方感到非常猶豫， 結果在自保心態下，大多數議員均拒絕表態。
由於行政局議員拘泥於保密原則，加上他們習慣高高在上，與普羅大眾鴻溝極大；而環顧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是一位不顧意得失任何人的好好先生，但並非動盪時期的好領導；多位資深的議員，不是私務繁忙，便是與中國有密切生意往還，故此不願公開談論97問題，結果三位「中青派」的年輕非官守議員自告奮勇，成為其後兩局對外活動的最積極分子。
李鵬飛率領才俊團北上
提起六十年代的粵語片，相信大家還會記得曹達華這位「名探長」，但有多少人記得當時還有一位也是經常扮演探長的演員李鵬飛呢？
20年後的今天，立法局有一位同名同姓的李鵬飛，知名度甚高；他的童年是在五星旗下度過的，目前是該局唯一持 C.I.（身份證明書）的議員，究竟這位以爽朗敢言見稱的「山東漢」，在97問題的政治漩渦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1982年中，李鵬飛憑著他與中國的生意關係，聯絡上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負責人，當時該社曾要求他組織一個百多人的工商訪問團前往北京，與中國領導人談談香港前途問題，但李鵬飛以「時機並不適當」為理由婉拒了。
82 年11月，香港廠商聯合會獲邀北上，黃鑑也曾要求李鵬飛出任團長，以增強號召力，結果亦被婉拒。
直到82年底，中英談判陷入僵局，新華社再邀請李鵬飛組團北上；這時他提出兩項先決條件 — 一、團員由他挑選；二、中方保證安排比港澳辦公室主任更高級的領導人會晤訪問團。
「三人幫」組成才俊團
83年初，當兩項條件原則上獲得接納以後，李鵬飛隨即展開組團工作。他首先著眼於立法局「老友」，而第一個聯絡的是前「五台山」女強人周梁淑怡，另一人則是以深思熟慮見稱的張鑑泉。
這個後來被兩局議員稱為「三人幫」的核心組成後，先草擬一份50人的名單，其中包括一位行政局議員的兒子、一位公務員「女強人」及多個專業團體的負責人。經過大約一個月聯絡工作後，終於定出12名人選。香港新華社一位負責人接獲這個稱作「各界青年人士團」的名單後，曾私下表示：「我們也沒有辦法組織這樣一個高層專業人士代表團呢！」
為了確保三位立法局議員可以順利赴京，香港新華社第一社長王匡曾去函港督尤德，聲明三人是以個人身份應邀訪京，完全不會與他們出任議員時，宣誓効忠英女皇的誓詞相牴觸。
啟程前三個月，12名成員差不多每個周末都齊集一起，最低限度花5至6個小時，反覆研究向中國領導人提交的立場書內容。當時徐徐下跌的港元匯價，自然是他們關注的話題，為了證明信心問題是港匯下跌主要成因，青年團曾委託一家顧問公司，為他們分析港元弱勢成因；此外，為了汲取以往訪京團的經驗，他們分別約見這些訪問團的成員，了解情況。
擺脫親英形象，是青才團另一項要努力克服的工作。為了避免北京官員將他們列為「親英派」或「上京做說客」，他們先後作了多項安排 — 一、出入啟德機場，故意不用貴賓室的「特殊通道」；二、返港之後，絕不依靠香港政府新聞處代為安排記者招待會；三、事先通知香港政府不要派官員前往啟德機場迎接，避免再次出現新界人士參觀訪問團犯上的錯誤 — 新界人士參觀訪問團83年初自京返港時，政務司鍾逸傑親往機場迎接，並隨即接他們往官邸聽取他們的匯報。此事曾引起左派頗大反感，認為新界人士前住北京是為英國人作說客。
從信心危機到緩衝體制
大家若看過青才團的立場書，相信都會覺得文字既不通順，且白字連篇；一位團員向記者解釋說，青才團12名成員均是「番書仔 」，故此，英文水平甚高，但中文程度則是「有限公司」；他們提交中國領導人的立場書，由起草至辯論，都是以英語進行，待完成後，才翻譯成中文版本呈交中國領導人。
青才團政程前定下基本策略，準備會見國家領得人時「集中火力」，向領導人提出香港出現的信心危機；假如國家領導人承認香港出現信心危機，便提出他們的解決方案 — 緩衝體制。
83年5月，他們終於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從習仲勛在開場白閒聊客套時一再強調他與簡悅強是老朋友，可以看出儘管青才團事前曾作出種種努力，但中國領導人還是把他們視作香港政府說客，與簡悅強是同一類；直到青才團成員相繼發言，仔細和深入剖析信心問題後，習書記才見動容。
會見長達三個多小時，時間之長是過住訪問團所罕見的。過程中，青才團8位成員相繼發表意見後，習仲勛突然不發一言地站了起來，在座者都愕然了。莫非有唐突之處，會談終止？「什麼事呢？」習仲勛走到側門，才突然回轉頭說：「時間太長啦，大家休息一下，洗洗手吧！」
青才團5月22日返抵香港，他們履行啟程前的諾言，公開他們向領導人提出的立場書，向香港人交代他們提出的意見。不過，他們發表的，並非立場書的全文 — 立場書共有14頁， 但公開發表的只有13頁。
李後魯平夜訪李鵬飛
原來在青才團準備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團長李鵬飛的房間突然來了兩位港澳辦負責人 — 副主任李後及秘書長魯平。他們與李鵬飛和張鑑泉坦言交談至深夜，主要是要求青才團不要發表立場書的解決方案部分。
李後和魯平表示，中英政府現正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中方將認真考慮他們所提的「緩衝體制」，但由於尚未到適當的發表時刻，故不希望他們洩露內容，以免中國被迫在時機未成熟時表態。日後，三位議員向兩局提交的立場書，也是刪去「解決方案」的。
立場書提出的緩衝體制是什麼呢？ 為饗讀者，現摘錄如下：「由於現有兩個制度及措施有很多不同之處，我們認為『緩衝體制」的存在，一定會幫助隔離及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問題。我們更希望中英雙方在友好的關係下，一方面顧及香港經濟及社會繼續發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顧及香港的特殊情形，找尋一個中英雙方都可行的道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盡快將這14年的期限延長，便可排除1997陰影的威脅。....當這延長的時期終止時，亦即所謂時機成熟時，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已能媲美香港，況且那時香港僑胞對中國領導階層所訂下政策不變的意念一定會有深刻的認識，那時香港問題一定迎刃而解。」
青才團的立場書，概括出專業人士對港人治港的看法與則懷疑，人才外流和資金外調對保持香港繁榮安定是一種威脅。青才團赴京請願，令中國領導人開始關注香港信心問題的嚴重性；假如從這個角度評價青才團，他們北上的目的已達。
可皆青才團立場書提及的信心危機，刺中中國共產黨的要害，他提到港人信心動搖時說：「他們（指本港專業人士）並不是對在香港的中國人，治理香港的能力有懷疑，而是對中國以往政權之不安定缺乏信心。」這類將信心問題解釋為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是任何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能接受的。
北京豈能承認港人恐共
一位開明的左派人士曾經這樣說：「假若國家領導人接受香港人提出的『恐共』信心問題，那不是間接否定自己的信仰？他們如何向奉行這種信仰的10億人民交代？難道真的要國家領導人在快要會見馬列史毛等人的前夕，推翻自己大半生的信念嗎？！」魏京生和傅月華不能容於中國，箇中因素亦是如此吧？！
青才團未能總結出這個結論，日後三位行政局議員北上會晤鄧小平時，也再次犯上同一錯誤 — 以為可以迫使中國領導人承認香港出現議員們認為的那種因「 恐共」而產生的「信心危機」— 結果亦落得遭人奚落的收場。
為何選中許家屯？
1983年5月17日，新華社香港分社證實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第一書記許家屯將接替王匡，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83年6月30日，這位六十多歲，個子並不高大，架著茶色眼鏡，外表樸實的許社長，踏出紅磡火車站禁區後，立即被二十多名記者圍起來，連珠炮發地問問題。許家屯簡單地回答說，來香港是為了祖國統一事業。
許家屯來港履新前，僅在79年訪問澳洲後，順道途經香港返國，以一位對香港事務全不了解的人士，在中英談判的敏感時刻出掌新華社香港分社是否適合？不過經過年多時間，許家屯在港的表現，已贏得中外人士一致讚賞。
王匡離職有很多傳說，但指王匡早有去意，只是中央一直沒有批准的流言最不可信。
王匡是78年夏天來港出掌新華社的，他在任5年間，惹來不少左派人士的怨言，例如他手下有一對號稱金童玉女的「愛將」，金童是後來因間諜罪服刑的羅承勛，亦即羅孚；玉女則是拍了一套「打著紅旗反紅旗」電影而聲名大噪的前左派電影明星。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憑「官」貴
1982年12月，香港五家左報（文匯、大公、新晚、晶報和香港商報，簡稱文大新晶商）負責人齊齊會師北京，聽取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工作指示。當時，有一位國家領導人當著王匡幾位下屬（左報頭頭）面前，力斥王匡辦事不力，領導無方，稍後便傳出許家屯南下的消息。
王匡工作表現不佳，原因何在？上文有關誤邀香港廠商會北上的例子，已說明港澳辦公室把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直接下屬看特，這種北京遙控的工作關係，縱使是鄧大人南來，也難有所作為。
北京其後以中共中央委員許家屯出掌新華社香港分社，才改變這種關係 — 由港澳辦的直接下屬，變成「新華社香港分社專責處理香港問題，港澳辦作後勤支援」。
畢竟是官高權大，曾任江蘇省第一書記的「許第一」，與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的權位相比，雖仍有一線之差，不過後者已屬「過氣老倌」，處於退休狀態，前者則如日方中，足以 彌補上述輕微差距，加上李後和魯平的地位，都在「許第一」之下，新華社香港分社遂「社」憑「官」貴，自此可與港澳辦平起平坐；許家屯辦起事來，當然也可以揮灑自如。
起用新人 新華社呈露轉機
北京選派許家屯來港，除因他的政績卓越以外，還有一個特殊原因。事緣陳雲83年2月中在一次內部講話中強調，選派到香港接替王匡的人，必須是與香港各方人士和勢力（包括中國駐港各部門），都沒有特殊關係和聯繫的人 — 「許家屯上任前，僅曾途經香港一次」，便成為他獲選的另一主因。
從陳雲的談話和許家屯的南下，反映北京決意重組香港左派；今年8、9月間新華社香港分社開始「執位」，多位舊人北調與新人（許家屯上台後才來港者）如李儲文、鄭華、陳達明和陳伯堅獲重任，間接證實上述的整頓計劃。
許家屯來港僅一年多，他的談吐應對表現出過人的機智，新華社香港分社亦呈露轉機，這有利港人改變對左派的印象，但其他的中資機構（如中國旅行社、左派銀行及華潤等）何時才效法新華社呢？
柯利達為何「半途而廢」？
戴卓爾夫人82年9月訪華後一個星期，港督尤德在港透露中英會談已經開始的消息；但其實雙方遲至83年7月，才正式開展會談（即第二階段會談），究竟原因何在？
原來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在鐵娘子結束訪華行程後不久，已經開始與中國外交部進行接觸，謀求《中英聯合公報》所稱的「本著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這次訪問後）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商談」。
北京亦在82年12月調回駐法國大使姚廣，並於83年2月初，當中國領導人會見一些外賓時，透露姚廣將是中英會談的中方首席代表。
當時中英雙方應已準備就緒，但會談遲遲未見開始，有人認為主要是雙方各自堅持立場；會議無法開展，但證諸第一、二和三回合的中英會談，英方代表仍重提主權換治權的建議，反映在此之前，倫敦並沒有作出實質的讓步，而所謂彼此堅持立場，致拖延開展日期的分析並不正確。
「傳聲筒」失靈 北京埋怨柯利達
北京外交界流行的一個解釋是，中方認為柯利達不配與中國政府「討價還價」才是主因，因為中方認為他本應十分清楚中國對香港問題的態度 — 81年卡靈頓、82年艾堅斯和希斯相繼訪華與鄧小平和趙紫陽會見時，柯利達每次都是座上客，中國政府一而再地談及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解決政策，柯利達應耳熟能詳 — 但英相訪華時，雙方竟不歡而散，柯利達肯定要負上一些責任，因為中國一直都把這位英國駐華大使，看成向英國傳遞訊息的「傳聲筒」。
柯利達其後多次向中國外交部解釋，表示中英兩國在某些觀念上可能有不同認識，因而產生衝突，兼且英國首相權力很大，作為駐華大使，他只能向英國滙報他所了解的情況，關於決策問題，他是無權參與的。
怎料柯利達的解釋，不但未能冰釋前嫌，反而引起北京的更大不滿。一位領導人曾經表示：「假如他（柯利達）沒有權，我們跟他談什麼？」
這樣的僵局持續了半年還沒有破，終於83年3月，柯利達與尤德返倫敦「班救兵」— 要求戴卓爾夫人作出類似讓步的表現，謀求突破。結果鐵娘子寫了一封致中國領導人趙紫陽的密函，表示英國政府了解中國的立場，但認為中英兩國進行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會談，中方不應帶有任何先決條件。
鐵娘子密函破僵局
83年7月1日，中英兩國終於同時宣布：「中英關於香港未來的第二階段會談，將於1983年7月12日在北京開始」。四日後，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在新聞發布會中補充說：「中英兩國政府代表團已經組成。中國代表團團長是外交部副部長姚廣，英國代表團團長是英國大使柯利達；英國駐香港總督尤德將作為英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加會談。根據雙方商定，談判的內容是保密的。」
持續多時的僵局，終於被鐵娘子的密函打破，柯利達雖當上英方談判代表團團長，但中英在主權和治權上的矛盾，始終沒有解決；談判觸礁只是早晚問題。
中英會談首三回合的爭持
驕陽似火的8月，使港人汗流浹背，在97問題的低壓籠罩下，更令人難耐。
1983年8月5日（即第三回合中英會談結束後的第二日），悶熱的天氣令人煩躁，但處身太古大廈兩局議員辦公室冷氣間的三十多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從他們各種下意識小動作，例如不斷抽煙、四處張望、或偶爾站起來又頹然坐下，也反映出他們心情焦躁。為什麼呢？
事實勝於狡辯 尤德原形畢露
原來兩日前結束的中英會談氣氛惡劣，會議結束時，雙方根本不能達成聯合新聞公報；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在發布會上只說：「雙方在 8月2日和3日舉行了進一步的會談，按計劃，將於9月復會。下一回合會談定於9月22日和23日在北京舉行。」
這明顯比第一和第二回合之新聞公報少了一些形容詞 — 有益、有建設性 — 結果使會談場外的人，也感到進展不佳。
兩局議員就是在這種心知不妙的心情下，等候尤德前來匯報會談的最新發展。
這位僕僕風塵於京港之間的英國外交官終於出現了。他向議員說，中方談判立場非常強硬，缺乏彈性；而當英國代表團提出香港人希望英國政府延續在香港的管治工作時，中方成員拒絕相信，他們只重複中國過去所提的方案 — 收回主權，設立特別行政區和實行港人治港。
當議員追問為什麼新聞公報，沒有過去的「有益」和「建設性」的字眼時，尤德先故意貶低形容詞的重要性，繼而避開正面回答地說：「會談還會進行很多次，形容詞很快就會用完，再想不到新的，因此決定減少形容詞。」
政治氣氛緊張 港滙江河日下
82年9月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摔倒以後，中英兩國政府針鋒相對，緊張的氣氛觸發第一次港元風暴 — 9月20日，港元兌美元匯價還站在610的水平，但半個月後（10月5日）滙價已跌至670價位，跌幅達10%。
中國每年自香港賺取的外匯佔總數四成，港元貶值一成，中國外滙收入也就減少4%，加上其他以港元計價的中外商業合同，損失數字，也就更大。
不幸的是，中英雙方沒有好好總結第一次風暴的成因，反而變本加厲地進行「罵戰」，為第二次風暴創造條件。
正如上文指出，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負責人蔣文桂82年底在北京作的香港經濟滙報，主要是要找出第一次港元風暴的底蘊，而蔣文桂的結論是一分為二 — 經濟因素是世界性的搶購美元潮，其次則是英國政府在耍手法。
83年2月，港府發表下年度財政預算案時，宣布撤銷外幣存款利息稅，財政司彭勵治解釋說，政府希望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吸引存放在外地的美元流回香港。其後雖然證實這項措施奏效，但由於政府實施取消外幣存款利息稅的同時，並沒有取消港元存款利息稅，左派就以此作為「英國耍手法」的「鐵證」。
胡耀邦透露中英會談有期限
83年初港匯每況愈下，至5月中，港元兌美元電匯價跌破7算，創下新低，蔣文桂遂用署名文章，公開要求港府取消港元存款利息稅，以穩定港元滙價；這篇「綱領性」文章，可算是中國銀行給港府的「第一份通牒」，但不知是無知，還是出於戰略考慮，文中完全沒有提及信心問題。
當時的政治氣氛亦頗為緊張。5月底，香港記者訪問團獲得中國外交部首次以書面形式，解答中國對香港前途的政策。儘管這只是重申中國一貫的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的既定政策，但白紙黑字向香港人交代還是第一次，加上答覆對象是香港新聞界，有關消息迅即在香港擴散；部分仍然眷戀英國人，在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的市民，亦開始感到幻想幻滅。
《新聞周刊》 83年6月刊登一篇有關美籍華裔教授張旭成會見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文章，清楚說明中國已為中英會談定下最後期限，但港人仍看不出中英雙方何時才能坐下來談判，港人焦慮情緒日漸高漲。
尤德聲稱代表港人惹來左派筆伐
83年7月1日，中英兩國終於同時宣布將於7月12日，就香港問題進行第二階段會談，這陣「及時雨」 暫時和緩香港日趨緊張的政治危機，港元風暴亦暫可解除威脅。但好景不常，6日後，尤德因聲稱他是代表香港人參與中英談判而遭到左派「炮轟」，計劃以港督私人新聞主任身份陪同尤德北上的新聞處長曹廣榮，亦被中國拒發入境簽證。結果，剛吹散的烏雲又再集結在香港上空。
接著而來的衝擊，是會談後發表的新聞公報形容詞逐次遞減。外交官員運用辭令都是深思熟慮的，形容詞增減，自然能反映會談情況，但究竟當時的真相如何呢？
原來83年7月12日開始的第一回合會談，主是由中英代表團團長互相交換證書，表明各自代表政府的立場；在該回合會談中，英國代表團團長柯利達向中國表明，儘管九龍界限街以南土地永久割讓給英國，但鑑於港島、九龍和新界的發展不能割裂，因此香港的未來要以一個整體來考慮。英國代表團用婉轉的外交詞令，表達出香港主權總有一天是要交還中國的。
基於英國不再堅持三條條約有效，中國代表團遂同意在新聞公報中，加上「有益」和「建設性」字眼來形容會談。
7月25日舉行的第二回合會談，英方首先提出港元的疲弱問題，試圖說服中方代表團承認香港人對前途出現信心同題；整個論調是以83年5月青才團訪京的立場書為骨幹，試圖藉此爭取延長英國政府在港的管治地位。
英國露底牌 — 「主權」換「治權」
英國代表團的論調，觸犯了中方的大忌，中國絕對不能接受香港人因為害怕共產黨收回主權，而出現信心危機的說法。因此新聞公報少了「建設性」，只有「有益」一個形容詞。
6日之後，第三回合會談再度展開，英國代表團終於拿出底牌 — 要求以「主權」換取「治權」的方案，從而間接延續英國政府在香港的管治地位。
英國提出這套方案的理由是「港島及九龍界限街以南的土地，按照條約是永久屬於英國的，目前香港人又希望繼續維持現狀，因此，英方願意以交回全港主權給予中國，作為換取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的權利。」
這個方案進一步刺激了中國領導人刻骨難忘的民族尊嚴，而方案的基本腔調，與一年前英國首相訪華時所堅持的三條條約有效論，如出一轍；中國代表團自然拒絕再在新聞公報中，用「有益」和「建設性」字眼來形容該次會談的情況。
第三回合會談顯示中英兩國立場仿如南轅北轍，令雙方需要較長休會時間，重新部署；可惜會談場外的「民意戰」，並沒有延長休戰時間。
民意戰的台前幕後
港元風暴與香港前途有密切關係，這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其觸發點，則源於會談進度不佳，雙方遂借助「外力」，以加強自己在會談場內 的談判實力。基於此，香港上演了多幕明爭暗鬥的真實政治劇。
隨著第三回合會談氣氛轉壞，中英雙方開始各自發動群眾，製造配合自己的言論，以顯示實力。英方主要依賴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而中方則靠工聯會及其他親中團體。
李鵬飛周梁淑怡首先發難
在知悉會談進展的行政局議員引導下，立法局議員一直都是這場民意戰的主要台前演員，他們為什麼甘作「打手」呢？ 看來原因主要有二 —
他們與行政局議員長期共事，形成被此對事物的看法，有比較一致的觀點；而且他們大多堅信，英國政府繼續續延長在香港的管治地位，是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最佳方法，在樹立這個共同目標後，幫助行政局就等如幫助自己。
立法局二十多名議員，儘管部分抱著為名為利多於為公的心態，但在香港政制下，他們應是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樑；香港前途問題湧現以後，立法局議員感到有責任反映香港市民對前途的意見，一些使命感較強的年輕議員遂站出來訴心聲，表達他們認為的港人憂慮和願望，促成他們間接成為民意戰的闖將。
83年8月初，第三回合會談結束後，一些資深的行政局議員分別向年輕的立法局議員暗示「子彈」不足，希望他們多發表意見，以便呼應會談場內的英國代表團。
8月5日，立法局議員李鵬飛率先公開批評香港人「對香港前途表態未積極」，他呼籲香港人「積極通過傳播媒介及兩局議員來表達意見」。翌日，另一位立法局議員周梁淑怡出席香港仔黃竹坑少年警校畢業會操時，強調「香港人要循正確途徑公開表達」，以及「不應局限於私下的討論」，他們呼籲市民表態之意溢於言表。
中國方面當然不會袖手旁觀。8月8日《文匯報》首先在港聞版顯著位置刊登一篇「讀者宋明」的來信，反駁李鵬飛和周梁淑怡的論調，在醒目標題「耐人尋味的言論」下， 文章說：「在中英結束第二階段第三回合會談之後不久，上述言論的出現是耐人尋味的。這些言論是出自個人，或是受人所指，暫且不理，但有人想製造一種氣氛， 散佈對中國的不信任，則是明顯的。」從行文到用句看，這位「讀者」顯然大有來頭。
《信報》《南華早報》捲入漩渦
兩位立法局議員亦不甘示弱， 立即回覆《文匯報》，表示他們是秉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5月接見他們時的指導，要香港人多提意見。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論調刊出後，《文匯報》隨即刊登大量讀者來信，實行大圍剿，而後期的來信重點已轉至談論「港人治港」的可行性上，實行與會談桌上中方堅持的論據互相呼應。
其後親中報章再與另外兩份報章（《信報》和《南華早報》）進行筆戰 — 第一場筆戰涉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83年8月7日「微服出巡」九龍城寨的新聞；第二場筆戰源於《南華早報》 8月17日有關「百足之蟲」的社論。
接踵而來的是，左派工會相繼公開表示支持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的政策。
另一方面，以三位立法局議員為骨幹的青才團，為了證實他們較早前向中國提交立場書中反映的香港信心危機，確實廣泛存在；他們透過自己的團員以及相熟人士， 向本港多個專業團體，包括香港醫學會、建築師學會、工程師學會和大律師公會等等發出間卷，調查他們的會員有多少已計劃移民外地，或者持有隨時可以離港往外地定居的外國護照。
青才團策劃的大規模問卷調查，本來計劃公開發表，希望藉調查研究來反擊左派；不過人算不如天算，有關計劃後來觸了礁。
原來香港醫學會會長阮中鎏8月31日向報界透露了一則「驚人」的新聞 — 倘若香港前途談判的結果不利，本港五千多名醫生，至少有80%會設法離港 — 但事後遭到會員及幹事會猛烈抨擊，指摘他「破壞醫生形象，令人認為醫生只懂謀取個人私利。」
經過這場風波後，公開專業人士去留抉擇的問卷結果，自然受到部分專業團體反對，青才團的如意算盤也再打不響。
不過青才團團長李鵬飛與新華社的接觸並沒有 中斷，例如許家屯抵港履新雖僅短短兩個月，但已先後5次與李鵬飛會晤，談話內容自然離不開香港前途問題。當然左派人士一直將兩局議員視為親英人士，許家屯與李鵬飛的接觸，除了可視作「統戰」需要外，自然也成為左派探索英方「底牌」，找尋解決方法的途徑。
從一份未經公開的文件中，筆者得悉李許兩人曾於9月初在新華社社長辦公室，進行一次異常坦率的交談。
當天大，許家屯與李鵬飛略作幾句客套的開場白後，隨即單刀直入。許說︰「英國人不合作，要繼續留下來，是不切實際的。英國人說在香港沒有利益，只是香港人希望他們留下來。現在英國人想打民意牌，這牌中方會打，亦不會輸。」
他接著說：「中國領導人不可能在97年後，容許殖民統治繼續下去，任何領導人這樣做都會垮台。現在英國談判手法就是想拖，希望香港出現經濟問題，但香港不用怕。中國可以開放中國市場支持香港經濟。」
許家屯批評資本家不老實
在坦率的交談下，李鵬飛向許說：「我是立法局財務委員會成員，知道英國人不會從香港取得大利益，為什麼中國不相信呢？」
許家屯極有自信地說：「我們不是小孩子，英國希望留下來，對英國不論經濟、政治以及外交都有好處；在經濟上，英資集團在香港有絕大的利益，例如匯豐、太古、中電和渣打都是英資大集團，難道他們不想在香港繼續發財嗎？我們估計他們是想繼續發財，所以他們是會合作的。」
這段話反映左派將英國政府利益，與香港英資集團利益混為一談；所以當英方在第八回合會談正式表示願意交還香港主權時，中方代表團成員不禁愕然，因為他們一直認為英國政府不可能在未獲取確實經濟利益之前輕易作出讓步。
接著，許家屯說出了他會晤李鵬飛的目的，他說：「我們最大任務，是對中國10億人口有交代，同時亦要向500萬香港同胞有交代，如果不是為了這個工作，鄧小平同志不會派我前來香港。現在可惜的，香港資本家對我們不老實，我和鍾士元都有談過，但我和他不太熟悉，他大概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和利國偉（恆生銀行董事長）也談過，他一方面在報章上勸大家不要進行外匯投機，而恆生銀行就在投機發財，他解釋這是銀行業務，但發財是他們。由今天起就讓我們一起去築一道橋，坦率地交換意見。」
許家屯接著提出一個更坦白的要求，他說：「你們最要緊的，是告訴雷斯（專責處理香港問題的英國外交部次官，他於83年9月底訪問香港，編者），大家要實際合作， 對各方面都會有利，不合作只能造成各方有害。」李鵬飛終於答允許的要求。
李許會談後不久，左派圈子就傳出李鵬飛接獲中國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建議 — 中國願意以「 中英聯合聲明」的形式，去解決香港前途問題；而由中英雙方同時發表的聲明，內容將包括三個項目 —
英國公開宣布，承認中國最終將擁有香港主權；
雙方同時聲明，香港的繁榮有賴於中英雙方共同合作以及香港人的勤奮；
由中英雙方表明鑑於香港環境特殊，為了繼續維持香港的繁榮及國際自由港的地位，中英雙方同意共同合作，抹去1997年的期限，以行動證明雙方對維持香港繁榮的誠意。
「試探氣球」不攻自破
上述建議以第三項「抹去1997年期限」的想法最令人吃驚，這不是變相的續約嗎？假如成功地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期限抹去，香港豈非與澳門處境相同？
這種提議比英國要求的續約還要寬，因為續約始終也有一個期限：而抹去期限，英國人在香心的管治地位，將可以長期持續下去，但亦可倒過來看，就是當97年限抹去以後，英國在港的13年管治期，有可能也即時失去。但在談判桌上，中英各執一詞，上述建議遂呈露各讓一步的轉機。
不過，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並沒有重視這個訊息，他認為這只是左派爭取李鵬飛等「三人幫」的統戰手法，希望藉著他們穩定年輕專業人士的信心。
由於老大哥反應欠佳，李鵬飛只有再向「帶訊人」聯絡，希望証實有關建議確實代表中國官方的意向，以便三人可以向港督提出有關建議。可惜「帶訊人」一直沒有清楚表明有關建議是中方的 「官意」，其後更不了了之。
83年9月第四回合會談結束後，上述場外接觸的一些內容被記者獲悉，並於9月30日予以披露，並指這是「北京立場將軟化」；結果逼使新華社香港分社透過一份外圍報章加以否認，而許家屯與李鵬飛築起溝通意見的「橋」亦倒塌了。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在談判桌上態度強硬，行政局遂與港督於9月再度赴英，檢討談判立場，結果英國政府與行政局議員決定堅持原有立場 — 英國以主權換治權、港督須由英國政府委任。
為什麼行政局會堅持這樣的談判立場呢？主要是由於他們平日接觸的，多是上流社會中人，後者有名有利，自然希望現狀不變，英人續治。
對英國政府而言，83年9月的談判立場，已明顯比82年9 月戴卓爾夫人堅持三條條約有效論退讓了一大步；在未確實了解中國的強硬談判立場，是「煙幕」還是「鐵牆」以前，英國並不打算再作讓步；從談判技巧來 說，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心態不一，目標相同下，行政局議員與英國政府輕易確定第四回合的英方談判立場依然是「主權換治權」，最後底線是堅持港督要由英國委任。
不過中國的立場亦鐵定不移，堅持97年香港必須撤旗換督，實行「港人治港」。
希斯舌戰兩局議員
在這種「劍拔弩張」的決戰前夕，前英國首相希斯在北京會見鄧小平後途經香港。他奉勸兩局議員「接受現實」，結果演出一幕「舌戰群儒」的「火爆劇」。
這件不愉快事件發生於83年9月12日，希斯結束訪華後途經香港；一如住常慣例，這位前英國保守黨黨魁及前首相，獲港府安排會見兩局議員。當晚的安排是希斯先與兩局議員會談，然後才共進晚餐。
怎料希斯在太古大廈的兩局議員辦事處內，一再向兩局議員解釋中國倡議「港人治港」的誠意，並勸議員要有勇氣面對現狀改變的事實。這對當時仍然極力爭取英國政府繼續管治香港的兩局議員來說，希斯的話十分刺耳，他們遂群起與之爭辯，直到接近共進晚餐時，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便開腔作總結，他語帶尖酸地向希斯說：「我非常欣賞鄧（小平）先生，能夠令閣下如此明白他的意見。」弦外之音是指希斯成了鄧小平的說客。
怎料此語一出 ，希斯暴跳如雷，馬上要求鍾士元道歉。鍾士元為息事寧人，遂如言道歉，並收回「說客」形容詞，但希斯依然盛怒未消，氣呼呼地說︰「我相信我不適宜繼續留下來吃晚飯。」語畢，即與兩名隨員匆匆離去。
事後，一位與會者表示︰「如果希斯現在仍當首相，一定會出賣香港人。」但兩局議員又如何評價戴卓爾夫人呢？
上述的不愉快晚餐，後來在四位行政局議員同意下，由一位行政局議員轉告《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戴維斯，由他將事情公開，以便進一步奚落希斯。
場外連番「大戰」 後，戰場再轉回談判桌上。
83年9月20日，尤德坐在中國民航頭等艙內，正準備前往北京參加第四回合中英會談；飛機另一端的經濟客位，則擠有二十多名香港記者，當他們翻閱機上的《人民日報》時，發覺內頁第六版近半的篇幅，刊出一篇令記者精神一振的文章，其標題是「中國收回香港地區完全符合國際法」。
這樣敏感的文章刊在中國官方「喉舌報」，又剛在第四回合會談舉行前夕發表，自然是重申立場及向英方施壓力。不過，正如上文的分析，英方並沒有改變立場，因此雙方衝突勢所難免。
金價暴升港匯急跌
9月22日是第四回合會談首天會議，按例仍由英方先行提出要求。當英方重提「主權換治權，港督仍由英國委任」的立場後，中方自然拒不接受。新華社遂於即日從北京發出報道，引述中國法學家張友漁的談話，再度批評英方的談判態度。報道引述張友漁說：「我國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合理合法....企圖延長英殖民地統治主張絕對不能接受。」
中國傳播媒介連番報道態度強硬的批評言論，明顯指出中英會談進展欠佳；加上9月23日中英雙方就會談發表的新聞公報， 再次沒有「有益」及「建設性」的形容詞，敏感如港人者，又怎會無反應？我們只要看看當時的港匯走勢，便可對敏感的港人加深認識。
83年9月16日以前，港元兌美元徘徊在783水平，但自9月17日開始急跌，17日跌至800，19日840，23日進一步創885低價， 24日更是港人難忘的「黑色星期六」，港元兌美元急瀉至960，並直逼10算關口！當日外匯市場僅上午開市，但在短短3個小時，港匯指數下挫5.5百分點，報57.2，為有史以來在一個交易日內最大跌幅。同日，港金也暴升，半日之間，竟然每両漲價420元，令人咋舌。
加息三厘支持港元
但這股狂潮並不止於此，在美元和金價暴升、港匯則劇跌的陰影籠罩下，人心惶惶，銀行固然出現「紅簿仔」 的人龍，商人也即時將貨物價格調高，將港元暴跌帶來的損失，轉嫁給消費者；普羅大眾為了保障手上港元的購買力，於是爭相往超級市場搶購食糧和雜物，一時間，超級市場人頭湧湧，一般商人恐防貨物售出後，不能以同樣價格補回存貨，於是拒將新貨補回架上，弄致不少超級市場「架空如洗」；而在油麻地的一間超級市場外，更有一些買不到東西的群眾，憤怒地用腳踢鐵閘，騷動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不幸中的大幸是「黑色星期六」後，有一個下午及翌日的假期作緩衝期，使政府有一天半時間安排對策。首先是在美國休假的財政司彭勵治急急返港，星期日傍晚政府新聞處亦發表聲明，引述尤德談話，呼籲「人們應拒絕聽取危言聳聽的閒言閒語」。
星期日晚上，在左派一致批評港府為求增加談判實力，大打「經濟牌」的情況下，港府發表聲明，表示署理財政司現正重新檢討發行港元的辦法，可見在重重壓力下，政府終於撤回10天前的說話：「沒有政府能夠控制自由市場的走勢，這是國際公認的。」
9月26日（星期一），銀行公會緊急宣布加息三厘支持港元滙價，連串措施終於使港元回穩，當日的港元滙價由兩日前的960高峰回落至840價位。一場可能發展成災難性風暴的危機，總算暫時平息；經此一役，會談形勢亦有新變化。
從「主權換治權」到「英國聯繫」
83年9月26日的《信報》「政經短評」說：「港元匯價江河日下，導致百物騰貴是無可避免的....如果港元未能受到及時有效的遏制，治安日劣甚至帶來某種程度的社會不安，是可以預期的。令我們十分痛心的是，在這個最需要中英攜手合作的時候，雙方唇槍舌劍的『言文攻勢 』竟然升級。」這一篇題為「痛心之事，莫此為甚」的短評，刻劃出香港人當時的憂慮心情，可惜各自聲稱「代表香港人利益」的中英雙方，並沒有因為港元風暴而收斂針鋒相對的言論。
左派立場堅定 議員面臨抉擇
9月28日，主管香港事務的英國外交部次官雷斯結束訪港行程前舉行記者招待會，他說：「中國政府對英國的立場作出公開評論，對於找尋解決方法的共同目標並無裨助，這是於事無補和令人憂愁的。」這位英國外交部次官，也直接批評中國訂出84年9月為中英會談期限「顯然會弄巧反拙 」。
中國當然不甘被英國政府單方面攻擊，10月3日，中國外交部透過新華社發表談話，點名批評戴卓爾夫人和雷斯；翌日，新華社評論員進一步闡釋外交部發言人的論據。
10月6日，《人民日報》再以「雷斯先生可以休矣」為題，撰文批評雷斯9月28日在香港記者招持會上的談話。
透過這三篇文章，我們可見中國會不惜犧牲，也要收回香港。這樣堅定的立場，逼使了解會談情況的行政局議員面臨一個痛苦抉擇 — 假若堅持以主權換治權，會否導致談判破裂，令13年安穩的過渡期也不保呢？
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羅德丞10月25日出席一個餐會時，曾隱晦地描繪議員內心的矛盾鬥爭；他說：「若香港政府對在北京進行的香港前途會談的結果有影響力， 則須設法均衡一套非常複雜和互相矛盾的利害國係。....有能力離開香港的人，可能希望盡量延長現有環境，他們不願為較好的將來而犧牲現在的繁榮。那些珍惜自由但不能離開的人，則會希望永遠確保能為自己和子孫保持已慣於享有的自由，即使犧牲現有繁榮，亦在所不惜。」
聰明老練，在兩局中有「橋王」稱號的羅德丞，當然不會輕易公開表態；他只是說：「確信將來得到一個可被接納的解決辦法。....香港若一蹶不振，長遠而言，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行政局議員83年 10月5日第三度赴英，與英國共商解決的，便是「如何均衡非常複雜和互相矛盾的利害關係」，以便重新部署第五回合會談的英方立場。
李鵬飛的神秘北京行
另一方面，上文提及左派人士向李鵬飛建議「抹去1997年期限」的想法被新華社否認後，李鵬飛於10月6日在香港商人王劭興陪同下前往北京 ，再來一次「朝聖」。有關「邀請」來自中國統戰機構，且有一項條件，就是規定李鵬飛不得將是項邀請轉告新華社香港分社，而李的行程、食宿和機票，全由中方負責。
李鵬飛10月6日踏足北京機場後，隨即被送往北京景山公園附近一幢傳統的中國「四合院」樓房，該處幾與外界完全斷絕聯絡，接見他的中國官員，竟是前外貿部長李強及國務院公安部負責人童申。
在北京逗留期間，李強和童申多次重複中國對香港的態度，又勸喻李鵬飛不要做李鴻章第二；由於李鵬飛反覆提出他相信當時香港面對的信心危機，雙方始終「不咬弦」；李鵬飛從香港攜往的「倡議書」，也一直沒有機會提出來討論，他終於10月9日離京返港。
至於那邊廂的尤德與行政局議員們，於10月7日在倫敦會見了戴卓爾夫人。首相府其後發表聲明：「這次會晤為有關香港前途會談的事項，帶來徹底的了解。....各大臣重申英國政府的目標，是要尋求一項獲國會、中國和香港人接受的解決方案。....對此次有機會進一步和首相及各大臣會晤，以及英國政府繼續對香港作出承諾，香港總督和各非官守議員均表示高興。」
行政局議員為什麼高興呢？原來會上英國內閣的最高層人士，包括首相和外相，均承諾繼續在談判桌上，向中國爭取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權（Continuation of British Administration）；英國代表團改變的，只會是不同的爭取手法，即一種策略上的改變 — 由第四回合會談明刀明槍要求以主權換治權，改為求香港與英國保持聯繫；這亦是10月底戴卓爾夫人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電話訪問時所提的「英國聯繫」（British Link）。原初英國政府與行政局議員的設想，是希望藉「聯繫」一詞，迴避中國對收回香港主權的強硬態度。
改變策略要求英國聯繫
由於無法估計中國對英國上述新立場的反應，為了避免再次出現對抗性衝突引起的震盪，香港政府遂在第五回合會談舉行前夕，於83年10月15日宣布由10月17日開始，實施指導性匯率制度，將放棄十多年的「固定滙率發行紙幣」方法，重新施行。此外，政府又撤銷港元存款利息稅，以便加強市民對港元價值的信心。
一切部署妥當後，英國代表團遂在第五回合會談中，提出香港與英國保持聯繫的建議。當時英國與行政局議員同意的談判底線是：「不反對97年後港督由中國委任，但交換條件是設立副總督職位，並由英國負責委任；藉此令97年後的香港仍和英國保持一定的聯繫。」
中方對英國突然由 「堅持主權換治權」轉為只要求「英國聯繫」深感詫異，故此中方代表團沒有在談判桌上即時反對英方此項建議，反之，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姚廣表示願意考慮。
由於中方認為英國談判態度轉軟，第五回合會談結束後，新聞公報也再次出現「有益」和「建設性」等字眼。
中國沒有即時拒絕英方提出「英國聯繫」的建議，對剛經歷港元風暴的行政局議員，自然是一大喜訊；最低限度這是繼續英國在港管治權的「一線希望」。為了確保中國完全明白香港與英國保持聯繫的重要性，議員們在場外的配合工作，再度出現。
第五回合會談結束後的第五天，羅德丞在一個午餐會上，解釋香港與英國保持聯繫的重要性。
83年10月31日，也是中英第六回合會談舉行前的兩個星期，戴卓爾夫人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長途電話訪問時，亦提出97年後，希望香港能夠繼續與英國保持聯繫。她說：「維持香港的繁榮安定以及令香港人接受的生活方式，與英國保持某種形式上的聯繫非常重要。....未來的聯繫性質是什麼？法律的性質是什麼？這些都是談判桌上的問題。」
儘管戴卓爾夫人以保密理由，將「聯繫」實際意義含混過去，但英方談判立場，至此已清晰可見。英國政府其後的表現又如何呢？
柯利達「撞牆」英方舉手投降
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去年11月中旬接替柯利達之前，抵港訪問。他在一次與工商界人士晚宴後，半帶醉意地向與會人士提問：「你們的最低要求究竟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即時引起紳商名流一陣騷動，他們立即揣測伊文思酒後吐真言；他的問題背後可能是英國準備在談判桌上進一步讓步。
伊文思憑著多年職業外交工作累積的警覺性，即時明白自己說溜了口。他只好牽強地說，英國沒有退讓的意思，只是想聽取意見。不過這個小故事確實反映出英國「無心戀戰」的心態。
早在中英第五回合會談結束後，英方已有意完全放棄開始時的強硬態度。83年11月初，一位英國外交部高級官員曾私下承認，解決香港問題的主要工作，應該是如何確保香港現行運作方式得以延續下去。
他指出：「最佳的（Ideal）解決方法是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社會整個運作方式便可以延續下去；但鑑於中國在會談桌上態度強硬；次佳的（Second Best）安排，是將現行香港社會運作方式，一一加以記錄，經中國同意後，便可確立下來，使香港真的『制度不變』；例如，將未來治港的港人權力明文界定下來，就有希望減少將來那位治港的港人權力過大情況的出現。這個次選的安排，建基於一個信念 — 相信中國會遵從協議辦事，因而希望將來香港可以藉著明確的規範，真正成為『港人治港』。」
中國立場是「煙幕」還是「硬牆」？
這位能夠直接了解中英會談情況的外交家還說：「過往紀錄，中華人民共和國遵守與外國政府簽署條約內容的紀錄非常良好的。記憶中，只出現過一次毀約事例，那是和日本簽署 上海寶山鋼鐵廠計劃合約後，適逢中國調整大型發展計劃的步伐；因此再和日本重新談判，簽署新的協議。」
這位權威人士又表示：「英國退至第二個選擇之前，必先嘗試堅持第一個最佳選擇，希望能夠真正試探出中國的強硬立場，究竟是煙幕，抑或是一堵無法穿越的堅硬磚牆。」
從這位高級外交官員的說話，可以清晰反映英國政府早在真正作出試探以前，已經有再作退讓的安排；而英國答允替行政局議員爭取港英之間保持一定的「聯繫」，其實只是一項「測試」，看看中國的談判態度是否真的十分強硬罷了！
這種隨時作出讓步的部署，兩局非官守議員當中，立法局議員肯定毫不知情。83年11月11日中午，中區太古大廈兩局議員辦事處內，就在這種毫不知情的背景下，上前一幕充滿火藥味的「審官記」。
83年11月7日，一篇來自倫敦的報道透露英國外相賀維在一個私人宴會中，談及英國參與香港前途會談的目標是「保存將來的香港，能夠成為一個在共產主義背景下的自由西方式經濟體系。」其中「在共產主義背景下」的語句，最令議員們深感不安。
11月11日，一般事務司戴宏志及副政治顧問馬德克，在兩局議員辦事處主持每周一次的兩局內部簡報會，充滿焦慮的兩局議員向兩人展開連串追問，尖說地質詢英國是否準備雙手將香港讓給中國？
這兩位官員除了說「無可置評」（No Comment）以外，無法提出任何可以消除議員疑慮的合理答案。部分立法局議員開始懷疑英國政府了！他們懷疑英國可能為中英長遠的良好關係，及其帶來的巨額政經利益，而在談判桌上迎合中國的要求。
英方正式讓步 中國半信半疑
英國是否為了本身利益，作出「出賣」香港人的行為，這件歷史公案，只有留待歷史學家考證，不過，11月14至15日舉行的中英第六回合會談，卻明顯是英國談判態度轉變的分水嶺。
在第六回合會談首天會議上，中國以主權和治權不可分為理由，否決英方提出的「英國聯繫」；英方的反應是希望延長會議中段休息時間。經過30分鐘商議後，英國代表團突然要求中方正式提出有關97年後管治香港的方案。
英國代表團當時提出這項要求的理由是，中國領導人一再向訪京的香港團體提出各種「港人治港」想法，為何不將之正式在談判桌上提出；其後，中國答允英方要求，詳細列出「港人治港」構想中的具體方法，這也是香港傳播媒介流傳 的「12點方案」。
不過，站在中方立場來看，英方對中國收回主權和治權的態度仍然十分曖昧；《文匯報》就在83年11月26日，以「聯繫之說，用意為何？」為題，發表社論，批評「英國在談判桌上並不願意痛痛快快放棄香港的主權和治權，所改變的只是談判的技巧和策略」。
該篇社論又說：「如果戴卓爾夫人的所謂。『聯繫』真是所謂『共管』，那是完全打錯算盤了，中國已再三聲明，香港的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所謂『治權』，即是管理之權，中國恢復香港主權後，又怎麼可以將他一部分治權再讓給英國？英國又怎麼可以要中國讓給他一部分治權？這不是又回到香港主權上去了嗎？戴卓爾夫人還不是掉換了另一個方式，堅持過去的不平等條約？」整篇文章的論據，與中國代表團在談判桌上講話如出一轍。
爭取次佳方案 談判急轉直下
當然，中國代表團也感覺出英方準備退讓的態度。中方代表團一名成員便曾這樣表示：「英國人要求我們提出治港方案，便是希望『打退堂鼓』。」
第六回合會談結束後，英國代表團已達成一致的結論 — 中國對香港主權和治權的強硬態度不是煙幕，而是難越雷池半少的磚牆。
根據這個結論，英方遂轉而希望知道「港人治港」有什麼內容；因為第一個目標既然不能達致，英國爭取的將是次佳選擇 — 「一份詳盡而有約束力的協議」；了解治港方案，便是為這個目標而作好準備。
自83 年7月開始的第二階段會談，經過六回合會議後，英方終於找出結論，並且標誌著談判形勢急轉直下。
尤德吐露真相 議員黯然下淚
英國是在83年12月7至8日舉行的第七回合會談，正式決定在97年後放棄香港的主權和治權。
當時英方代表團所用的辭令是：「英國願意有條件地在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主權和治權交還中國。英方的條件是要中國履行過去的承諾，確保實行「港人治港」方案，包括保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97年後維持五十年不變。」
對於英方的急速退讓，中方也感驚奇，驚喜之餘，中方談判代表團成員兼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長李菊生，83年12月9日在北京款待到京訪問的香港觀察社成員時，便曾情不自禁地說，香港主權問題，在剛結束的第七回合會談中已經解決。但香港人被蒙蔽至84年4月20日，才從賀維口中獲悉這個重大決定。
中方在驚喜之餘，同意在第七回合會談結束後的新聞公報，除了以「有益」和「建設性」來形容會談情況外，還打破慣例地說：「雙方回顧了會談的進程和迄今為止所取得的進展。」深思熟慮後寫出來的「外交」新聞，當然字字珠璣，中方同意用「進展」兩字，顯示會談已經出現突破。
聖誕前夕尤德吐真情
會談既然解決了最關鍵的主權問題，早已準備退休的英方團長柯利達，自然可以一償宿願，他的遺憾缺也由較低級的外交部助理次官伊文思出替。而中國代表團也同時作出相應安排，由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接替副部長姚廣出任中方代表團團長。
至於會談有突破的詳情，當時只有一小部分幸運兒知道。這些幸運兒除了行政局全體非官守議員外，包括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尤德在83年聖誕前夕的一次行政立法兩局內部會議中，以他一貫呆板沉實的語調，說出令全場震動的消息；他說：「英方談判代表團已經達致一項結論 — 『爭取延續英國統治』的談判目標，已經無法達致，必須放棄。」議員聞訊，全場鴉雀無聲，有人目瞪口呆，也有人即場垂淚。
本刊今年2月揭露了該次重要會議的內容後，部分兩局議員還拒絕向報章交代。下面是84年1月31日《東方日報》的報道，標題為「英國撇出香港，議員紛說不知」，內文為，「行政 局議員、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表示，並無英國或港府高官向兩局透露會於97年後，撤出香港一事。....李鵬飛又稱，雖然他於去年12月離港赴美，但隨後翻查會議記錄，卻不覺有港府高官透露談判風聲，故難以證實此報道的真實性。....吳樹熾議員拒絕就該項報道加以評論。陳英麟議員亦表示從未聽過有關傳聞。」
看來比較聰明的還是政府新聞處；在當天《東方日報》的報道中，又有如下一段：「關於是否曾有一名港府官員在去年底向兩局非官守議員透露英國轉變了談判立場，發言人未有正面答覆，僅表示港府官員經常與兩局非官守議員開會，就一些問題交換意見。」這位政府發言人太極手法之高，可謂登峰造極，他既無表態，亦非說謊。
鄧蓮如為何欲言還止？
兩局內部會議內容，有著保密宣誓的限制，不得隨意洩漏，但這個理由，是否可以作為隱瞞事實和欺騙社會大眾的藉口呢？民選與委任議員的區別，最主要的便是在這個問題上；假如這些故意隱瞞事實、欺騙市民的事件，發生於西方民主社會，被揭發出來的後果將會怎麼樣？美國「水門事件」應是說謊者的殷鑑。
今年1月10日，一位依靠香港納稅人金錢「供奉」的英國外交部大員，在沒有向香港人匯報中英會談最新進展的同時，卻在美國紐約出席大富豪的聚會上，詳細透露當時中英會談的情況，他還刻意地向美國富豪們詳細描繪他估計的香港將來出路！會後並向在場的人說：「這只是給你們知道的，不能給香港人知道。」為什麼美國人也可以知道香港的未來命運，而英國政府還要隱瞞香港人呢？
一樁樁的歷史懸案，只能交回歷史去了結。
什麼是香港繁榮的因素呢？在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知悉會談進展的行政局議員，開始要思索上述問題了，他們必須明白香港繁榮的因素是什麼？英國代表團要求中國保證的又是什麼？配合形勢的發展，連串問題將是確保英國人能夠達致改選目標的必要因素。
1月6日，行政局議員鄧蓮如在一個午餐例會，發表她認為的「香港社會八大支柱」—
一、市民在法律下享有自由；
二、具有互相制衡力量的憲法；
三、奉行諮詢制度和重視輿論；
四、政府明白需要取得市民對政策的同意；
五、政策和政制保持穩定；
六、公平的法律條文；
七、市民對自己和本港社會建立及維持信心；
八、人力資源。
最令新聞界感到有趣的，不是鄧蓮如的精闢分析；而是她演講結束後回答問題時洩漏的天機。當時一位與會者問：「鄧小姐，你是否認為英國政府的存在，是唯一可以抵擋中國插手干預香港事務的方法呢？」一向口齒伶俐的女強人，此刻竟有欲語還休、欲言又止的表現，她語帶含混地說：「英國管治目前....（啊....）....一直都是一個緩衝
000，一如你所講（啊 ）去今香港隔絕所謂從邊界另一面而來的改侵但（啊）我不認1為這是必然唯一的方法，(4 ..明知英國已經「抽起白旗」，在97年後準備完全 退讓，聰明的郎運如當然不會再堅持「英國統治，的重要性架設路障減少干預蒙在鼓裏最可情的，應該是右派工會，他們在毫不知情下，還買其餘勇，拉大隊向 兩局議員請願，要求議員們渴力保持香港現狀，1月4日（即郎蓮如發表，八大支柱，請話的前兩天），號稱代表82個工會，15萬工人的港九工回聯合 總會，還響惠議具們的呼節發表意見：他們委出代表前往兩局議員辦事處要求會見議員，反映他們，15萬工人」對前途的意見山於沒有預約，這些代表「乘與 而來，敗興而返」，無法會見 他們心目中的青天大老離：不過，假如真的有議員跟他們會面時，彼此又能說些什麼呢？！可能代表們的聲聲保持現狀，只能惹起識員的無如有一些立場 經常變的人，也在這段艦尬時刻白其酸，例如1月10日，市政局主席張有與便以為英國仍堅持爭取「英國聯緊」的立場，因此他在市政局年論大會 上說：「香港在週當時候，應實行「港人治港,,但在971後希時香港能以類似r聯繫區」的地位，與英聯邦保持國際關係。英應達成協議97年後延期 30年，始將港島和九面島主樓中國何在，輕時已過萬重山」的環
1997問題終於解決了，有人額手稱慶，有人仰天長嘆，但在悠長的中國歷史中，1997問題只是無數段落的一個小片段。日後史冊中可能只會簡單地說：「鄧小平領導下，中國洗脫百年恥辱，和平地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
榮耀全歸鄧小平，500萬港人僅是一群歷史過客，不過我們目睹過程中不少片段 — 有擲筆三嘆之「愚忠」、有擺風隨動之牆頭草、有顢頇無能之「大」人物、也有不管天翻地覆的小市民....。
千秋功過，誰來評定？
筆者希望透過這篇長文，把一些鮮為人知的真相記錄下來，例如「羅保動議」其實並非羅保的；「港人治港」由港人鑄造出來；鍾士元兩度欲去還留；「蜜桃理論」為何失效？北京誤請「香港廠商會」
「投資者放心」以外還有什麼？
北京領導人在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1982年9月訪華後，總結了香港問題的發展，並認為香港間題是中國在英國壓力下逼出來的問題。
不過，在鐵娘子訪華前，中英雙方肯定已曾就香港問題進行了商討，例如1979年3月前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81年4月當時的英國外相卡靈頓訪華及82年1月掌璽大臣艾堅斯訪華；其中麥理浩與卡靈頓會晤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後，均引述「香港投資者可以放心」作為鄧小平的主要談話內容，但實況是否如此呢？
英國連番施壓北京決定收回香港
麥理浩79年的北京行，儘管是在英國外交部同意下進行的；換言之，他是打著英國外交部的旗幟向中國提出香港問題。但中國當時根本就沒有解決香港問題的想法。加上麥理浩不過是區區一名殖民地總督，地位低微，中國領導人本來就不把他放在眼內。鄧小平向麥理浩提出「投資者放心」和「中國在1997年收回香港」等說話，也不是中央決策，而僅是個人看法。
但到81年卡靈頓訪華時，情況已有了改變。
81年4月3日卡靈頓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鄧小平「一再強調，香港的投資者可以放心。他強調的語氣，比兩年前對（香港）總督強調時更重 ....（鄧小平）坦率表示，他是以中國政府的充分權力來說話。」
在卡靈頓舉行記者招待會的當天上午，鄧小平對英國記者談話時曾表示，即使香港將來改變地位，香港投資者的利益也不會受到損害。有關將來香港地位改變的說話，當時雖然沒有引起記者太大關注，但也是「中央決策」，是鄧小平以「中國政府充分權力來說話的」，這與79年之個人意見不同。
原來鄧小平在81年4月會見英國外相之前一個月，政治局常委曾召開會議，決定香港政策的方針及三項原則 —
一、97年時一定收回香港主權；
二、要讓香港相續為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策略服務；
三、在不損害中國主權的原則下，設想香港未來的政治經濟制度。
鄧小平卡靈頓早於81年互訴立場
為什麼中國要在卡靈賴訪問前的緊迫時間，才定下對香港問題的決策呢？這便要從歷史來看香港在中國領導人眼中的地位。
1949年解放軍瀕臨深圳河畔時，有人主張揮兵南下，將老牌殖民地主義者 — 英國人逐出香港，但中央卻持異議，國務院傳來總理周恩來的命令：「為了中英友好關係，禁止解放軍越過深圳河。」左派人士解釋說，周總理的高瞻遠矚，幫助中國渡過難關。他們認為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解放戰爭期間，曾與極度親蘇的王明及張國燾進行多次鬥爭，慘痛的經驗，使這班革命家從心底不信任蘇聯。「留下對外口岸」的思想，使港澳兩地繼續由殖民地者管治，其後的韓戰、中蘇分裂、文化大革命和四個現代化等發展，均證明當日決策者沒有下錯判斷。
但隨著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加上中美建交和中蘇關係緩和，到了八十年代，儘管香港仍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渠道，但昔日的戰略地位已今非昔比，故在英國三番四次提出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壓力下，政治局遂在最後時刻定出上述策略，並著令港澳辦公室負責擬定具體方案。
鄧小平81年4月3日上午向英國記者說：「16年內或16年後，即使香港地位有變，投資者利益也不會受損。」但他會見卡靈頓時，語氣並沒有這樣婉轉，他說中國擁有香港主權，中國從來不承認過去的不平等條約，中國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法非常合情合理。
卡靈頓回答說，英國希望香港繼續維持穩定和繁榮，但香港大部分土地，按照中國從不承認的租約，16年後將要歸還中國。
這樣的對答是否有點「牛頭不對馬嘴」？這要留待讀者判斷，不過最低限度鄧小平與卡靈頓會面時，並沒有出現尖銳的衝突；事後中國領導人更認為英國默認了中國的觀點，即中國97年後擁有香港的主權及治權。
值得注意的是，陪同卡靈頓訪華的兩位官員，一人正是日後中英會談英國代表團團長柯利達，另一人則是後來出任香港總督的尤德。
究竟柯利達及尤德日後相繼成為中英會談的要角是巧合，抑或是倫敦深謀這慮的刻意安排呢？相信唐寧街10號的決策人才知道答案。
81年3月至年底，是中國逐漸形成解決香港問題方案的關鍵日子。但在82年1月英國掌璽大臣艾堅斯抵京安排英國首相訪華事宜時，中國總理趙紫陽除向他重申中國立場外，還透露了中國解決香港問題方案的一些具體構想，例如 香港將繼續成為自由港、國際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
召見港澳人士 透露解決方案大綱
除了向英國政府透露香港方案外，北京在英國首相訪華前，亦在國內及香港進行思想工作，希望幹部及香港居民接受「一國兩制」和「特別行政區」的構思。
在81年底至82年中，鄧小平接見的港澳人士包括霍英東、黃麗松、利銘澤、費彝民、王寬誠、湯秉達、李子誦、李俠文、楊光、梁培、吳康民、陳復禮、陳紘、蘇務滋、徐四民、查良鏞及傳朝樞；趙紫陽亦接見了胡應湘、馮景禧、邱德根、李嘉誠、安子介和唐翔千。乍看這一陣容，大家可知中國之用心。綜合而言，鄧趙兩人向這些人士透露的中國解決香港問題具體方案重點有九。
（一）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中國不承認不平等條約。
（二）香港將成為特別行政區。
（三）香港現行制度不變，容許港澳繼續保持及發展資本主義制度。
（四）香港將來的管理工作，由屬於中國人的領導機構負責，行政首長也由香港中國人出任。
（五）香港政府府原有機關人員，不作重大改變。
（六）所有工廠、商店、公司和企業，均按現行方式進行生產和商業活動。
（七）外資企業和外國公司，仍可在港繼續過去經營方式。
（八）法制、幣制基本不變，只是割斷英國聯繫，消除殖民地色彩。
（九）市區治安工作由警察負責，中國收回香港以後，不派解放軍進入市區。
國內方面，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和中國共產黨理論家胡喬木，同時在82年2月13日舉行的幹部會議中講了話。這個專為培訓新人而設的幹部訓練班，原名是粵閩工作座談會。
胡耀邦涉及港澳問題的談話是：「現在我們除了經濟上對外開放，還要在不遠的將來用另外一種方式，即一個國家容許兩種社會制度的方式，來解決統一台灣和收回港澳主權的問題。」
胡喬木則說：「如果我們收回香港和澳門，大批的資產階級都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他們身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但照舊維持現行的制度，仍然是自由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新的非常複雜的情況，我們要有充分準備。」
中國領導人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為了迎接英國首相，準備和她談判解決香港問題。
「港人治港」從何而來？
曾幾何時，人們還爭論著「港人治港」的可行性，但到了今天，話題已經轉為如何落實「港人治港」，因為只要你繼續留在香港，你便須接受道項安排，不過，究竟 「港人治港」這個名詞是如何構思出來的呢？ 原來這也是港人的傑作！
彭真修憲報告的伏筆
81年11月26日，中國五屆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彭真開幕時作出的修憲草案報告，對一向政治冷感的香港人來說，當然不大關注，特別是彭真刻意「貶低」草案的用意，故意轉移視線，強調 草案只是針對將來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後的特殊情況。事不關己，香港人也懶得花精神去研究。當日提出的憲法草案規定內容為：「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在今日，大家可見特別行政區是香港在 97年後的唯一出路，但81年底局勢未明朗時，人們普遍認為只有台灣，才會成為特別行政區。當時大多數香港人可能只關心將來坐上三個小時飛機到達台灣後，能否仍像以往一樣，只要花上三幾千塊港元，便可得到帝皇式的享受，對部分懷有某種目的的「遊客」，他們更只會留意北投屆時會否一切不變。
中國領導人從來就將台港問題，視作同一個籃子的問題，細意玩味當日彭真的修憲報告，便曾明確表示：「在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原則方面，我們是決不含糊的，同時，在具體政策和措施方面，我們又有很大的靈活性，充分照顧台灣地方的現實情況和台灣人民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意願。這是我們處理這 類問題的基本立場。」最後的一句話，不是清楚說明中國處理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嗎？
事實上，81年11月奉召抵京的部分香港人大代表，已獲中央授意研究一個重要課題 — 如何在收回主權下解決香港問題？
人大代表一語定江山
五屆人大的香港代表有16人，分別是王寬誠、方善桂、石慧、莊世平、湯秉達、蘇友、李蘭生、李崧、楊光、吳康民、張泉、陸達兼、胡九、費民、郭增愷及黃燕芳。當然不可能每一位都有資格在中央所謂「求良方、解困難」下被徵詢意見，但從81年中開始，所有港澳人大代表都已經不斷受到中央「開導 」，明白中國在97年一定要收回香港的主權和治權。
當他們在81年11月抵京準備出席五屆人大四次會議時，幾位人大代表獲得特別安排，被邀請與兩位人大副委員長級的中國領導人，在北京飯店會商一些特別問題。
當天會議上，有人提出香港不少人士抱有的疑問，究竟香港能否真正成為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人行嗎？ 在座一位以說話動聽見稱的港澳人大代表，隨即以堅定語氣說：「不是香港人行，是中國人行，解放以前，外國人不是說我們治不好上海嗎？現在上海治得好不好，大家都是明白的。我看香港跟上海沒有什麼兩樣，上海我們可以治，香港也沒有什麼問題，我就不相信香港的中國人治不好香港。」
無可否認，今日操縱中國政壇的，仍是那些70歲以上的老人家，例如鄧小平、葉劍英、陳雲、彭真和鄧穎超。這些受到中國共產黨擁護的領袖，私底下他們全是粗樸的民族主義者。共產黨崛興，這些領導人的成長，愛國主義是一個很大原動力。「不相信香港的中國人治不好香港」，這句充滿煽動性，近乎口號式的說話，深深地打動了中國領導人的心坎，當日會議認為解決香港問題的途徑正是「港人治港」。
錯把馮京當馬涼
左派誤請香港廠商聯合會上京
1982年9月，中國總理趙紫陽向香港記者表示北京決定收回香港；兩個月後，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承志接見香港廠商聯合會訪問團時，首次正式闡述中國對香港問題的政策，不過當時不少人問「為什麼偏偏選中香港廠商聯合會來披露如此重要的政策呢？」原來這並非無心之失那樣簡單！
哪一個是「香港廠商會」？
新華社香港分社一位社長級人員82年10月接觸香港廠商聯合會會長黃鑑時，相信這位小廠商也會情不自禁地問「為何是我？」否則他也不用在啟程赴京前，不只一次要求較有分量的商界人士（包括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李鵬飛）代他出任團長。
據筆者了解，廖承志82年11月20日接見香港廠商聯合會代表團前夕，新華社香港分社突然向港澳辦公室負責接待工作的組長提出要求，希望廖主任取消接待這個代表團，因為他們並非 心目中的「傳聲筒」。究竟出了什麼亂子？原來有關方面誤把馮京當馬涼，至於這幕政治活劇的來龍去脈，則要從港澳辦與新華社香港分社之間的關係說起。
前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長王匡，在出任中國駐港最高領導人之前，僅是出版局局長。按職級，他比廖承志低幾級，因為後者當時的職銜相當於高級部長，他的下屬如港澳辦副主任李後或秘書長魯平，職位相當於副部長，比王匡高級。
加上王匡是外調幹部，而港澳辦諸位大員是中央京官，長期以來，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都是「唯港澳辦之命是從」，這樣的關係亦為日後的烏龍劇掀起序幕。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石階摔倒之前，中國領導人原本預備向她詳細講述對港政策，但因鄧小平與英相會晤時之氣氛惡劣，而擱置起來。那麼北京如何向香港人闡述中央的決策呢？中央仔細思量後，欽點了兩個傳聲筒，一是香港貿易發展局，二是「香港廠商會」。
為什麼中央會作出這樣的選擇呢？原來早在1979年，前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期間，中國已經向他提出了收回香港主權的構想。當時陪同麥理浩在座的，除了現時中英談判工作小組組長魏德巍（曾任香港政府政治顧問）外，另一位在座的是當時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在中國的邏輯下，簡悅強與香港政府是可以畫上一個等號，而香港政府與英國政府又可以畫上另一個等號，加上貿易發展局是半官方機構，選擇向貿易發展局透露對香港政策，無疑是間接向英國政府宣示同樣的訊息。
當時出任貿易發展局主席的簡悅強，遂獲邀率團北上：但小廠商黃鑑，又為何獲得同樣厚待呢？
唯唯諾諾新華社不敢問原委
原來港澳辦的京官雖有部分曾在香港活動，但對香港情況的認識並不透徹，故此當中央要他們向香港工商界宣揚對港政策時，他們自然想到中華廠商聯合會。
可惜獲准進口中國的香港左派報章，通常將「中華廠商聯合會」簡稱為「廠商會」，而港澳辦雖想邀請中華廠商聯合會，但在通知新華社香港分社時，卻僅說邀請「香港廠商會」北上訪問；有關旨令全是上級命令下級的口吻，既沒有說明北上日期，更沒有解釋原委。而新華社香港分社亦怯於京官的威嚴與慣於服從，雖存疑惑，仍不敢多問，遂奉旨行事，將「香港廠商會」理解為「香港廠商聯合會」。一幕「錯請馮京」的活劇遂告上演！
英國奸狡不可信
議員愚忠死不改
1982年9月24日，戴卓爾夫人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時，以決斷語氣充滿責任感地說：「作為女皇陛下的首相，我完全承擔對香港人履行責任。」
但1984年5月中，一位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向香港新聞界表示：「前港督麥理浩在很多事情上都處理得很好，但遇上香港與英國利益有衝突時，他往往忽略了港人利益，變成英國外交部政策的執行者。」
同日，與其他八位行政立法兩局同僚在倫敦向國會議員反映香港民意的立法局議員李鵬飛，亦公開指摘英國政府說：「當香港利益與英國利益有衝突時，我毫不懷疑英國人優先考慮的是英國利益。」
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心態下，英國人又怎能「完全承擔對香港人履行責任」？ 早在戴卓爾夫人訪華之前，無數所謂「履行責任」的鬧劇已不斷上演。
麥理浩禁止兩局設「97智囊團」
前港督麥理浩1979年4月6日結束訪華行程後，引述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談話：「香港投資者可以放心。」但僅此而已 ，結果他日後被兩局議員稱為「香港罪人」。
麥理浩的北京行，觸發兩局議員關注前途問題，他們本來計劃在內部成立「智囊團」，研究解決前途問題的可行辦法；但這個想法一經提出，馬上遭到始作俑者的麥理浩強烈反對，他曾從港督府跑到中區太古大廈的兩局議員辦事處「鎮壓」，禁止設立97問題「智囊團」，結果這個想法胎死腹中。
麥理浩出賣香港人的舉動，在5年後（今年1月 22日，即中英就香港問題舉行第八回合會談前3天），才在英國《星期日時報》一篇報道中露出端倪，鄧小平會見麥理浩的主題是告訴他「中國要將整個香港收回 」，而「麥理浩除了向他的波士」— 英國政府 — 滙報之外，再沒有告訴其他人！
1979年底，英國政府在國會提出研究「關上移民大閘」的新國籍法案，這明顯與麥理浩向倫敦提出中國整個收回香港的報告有關。麥理浩反對兩局議員成立解決香港前途的「智囊團」，是否恐怕兩局一旦團結起來，將使英國來不及部署呢？
81年中，介乎英國下議院已通過新國籍法案及上議院將討論該法案的期間，多位行政局議員曾多次提議組團赴英遊說上議院，但麥理浩再度行使否決權，反對有關提議，並堅持他本人「完全承擔對香港人履行責任」，行政局只好留在香港。結果上議院以3票之差，通過新國籍法，二百多萬持有英籍護照的港人，便淪為「二等公民」；倫敦關上這些人的太平門的「陽謀」，亦大功告成。
回顧道段歷史，麥理浩為英國政府爭取利益，居功至偉。國籍法通過以後， 行政局非官守議員雖然不惜在港督府與麥理浩力爭，令「龍顏」大怒，憤而退席，但這種事後行動仍無法令歷史重寫！
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麥理浩退休後，連番得到英廷的恩賜，首先晉升為上議院勳爵，其後更獲封英格蘭最高武士勳章！
香港人多年來在政府刻意塑造下，對政治極之冷感。誰人可以喚醒港人，及早面對前途問題呢？早期在國籍法問題上，曾與英國政府作過抗衡的兩局非官守議員，應是比較理想的人選，可惜這群業餘政客從開始便忽視英國政治現實的一面，誤信可以信賴英國政府。
直到 83年底，當他們發覺英國政府不可信時，才明白到需要喚醒政治冷感的香港人，尋求港人的支持；因此二十多位高高在上的議員，開始由中環太古大廈跑到區議會去旁聽，可惜為時已晚。
通過新國籍法後，英國政府還將香港留英學生貶為海外學生，學費由本土生的收費改為昂貴的海外學生學費；這足以讓香港人看清楚英國政府如何「履行責任」。奈何兩局議員一貫的「愚忠」，令這群香港精英，全部變成罔顧事實的「瞎子」。
分析兩局議員的心態，有利我們了解他們為什麼「盲目」信任英國政府，直到83年底才醒覺過來。
行政立法兩局是根據英皇制誥組成的，非官守議員都是由港督委任，後者公務繁忙，絕不可能認識社會各階層和各組織的「精英分子」，故此他每次委任新議員，都採用集體決定的方式，這個「集體」除總督外，還有布政司及行政局的首席非官守議員。
協同隱瞞真相 簡悅強難辭其咎
現行制度下，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還參與決定其他議員任滿後，可否再獲委任；他也是兩局內部會議的主席，故順理成章成為港府與兩 局之間的橋樑；他甚至可以決定什麼可在兩局討論，什麼不可在兩局計論 — 麥理浩「禁止」兩局談「97智囊團」一事僅是例外事件 — 故此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一直被兩局議員稱為「大 Sir」，其權力明顯凌駕其他同僚之上。
於此可見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意向及處事作風，往往成為兩局路向的決定力量。
鍾士元是在1980年9月開始接替簡悅強為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後者一年前曾與麥理浩一起會見鄧小平。假如我們批評麥理浩隱瞞香港人，那麼簡悅強這位首席華人又怎麼樣呢？
今年1月，當兩局議員從《星期日時報》獲悉麥理浩訪京「真相」後，曾去函簡悅強求證有關報道，但他一直沒有作答，而英國政府一直沒有公開否認《星期日時報》的報道，間接證明道篇報道的準確性，故使人越到簡悅強難辭其咎。
此外，簡悅強於79年訪京後翌年突然宣布退休，辭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職位，但另一方面繼續出任貿易發展局主席，而且頻頻率團出外（在80至83年3月退出發展局前，曾率領十多個代表團前赴五大洲），奔波勞碌，與「退休」相去甚遠，究竟他的引退內裏會否另有文章呢？
至於被同僚形容為「忠直倔強老實人」的鍾士元80年9月1日出替簡悅強後，也沒有給兩局帶來多大變化。這位老人家像大部分議員一樣，過分「愚忠」地相信英國政府會「完全承擔對香港人履行責任」的承諾。
議員對現實政治缺乏認識，是「愚忠」出現的主因，但除個人因素外，也有客觀的歷史因素 — 首先，議員並非民選的，他們一直均毋須向市民交代，而効忠對象也非港人，而是英女皇；其次，按照英皇制誥，議員只是總督諮詢民眾意見的特定對象，故此缺乏政治家的使命感，遇上政府意見與他們有衝突時，他們罕有據理力爭，反而只能解嘲地說：「政府有權決定是否接納我們的意見，我們只能盡責任將意見提出來。」
親英形象損信用 議員努力付東流
純提意見的做法，在處理香港日常事務一直都很有效，因為港府慣用協商替代對抗，以解決社會不同政經利益團體的矛盾；而議員提出的意見，一般都會得到政府考慮，正因為這樣，議員逐漸培養出一種信任政府的信念來。而在香港前途問題上，議員初期也是有此信念，並將之擴展至英國政府去。
但現實政治遠比政策諮詢複雜，香港前途問題不但直接涉及中英兩國的政經利益，而且英國政府的利益，往往又與香港不一致；故此在關鍵問題上，英國人便會犧牲香港利益以自保，兩局議員以慣用的「 好人好語」工作方式來處理香港前途問題，便絲毫沒有作用。
此外，按英皇制誥委任的兩局議員，「親英形象」早已深入民心，以致後來個別議員企圖透過與中國領導人接觸 ，陳述香港人的憂慮時，縱使這些話是反映實況，但因出於「親英」人士之口，中國領導人也認為「這是英國人的小動作，不足為信。」結果他們的努力變得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
中國堅持原則 蜜桃理論落空
歷史洪流不為人的意志所逆轉，多少幻想早已付諸東流，不少港人對1997問題的看法亦復如此。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82年訪華之前，香港輿論界普遍對前途問題一片樂觀，他們多認為，香港為中國提供大量的外滙收入（約佔中國外匯總收入40%），中國又怎會扼殺這隻生金蛋的鵝？於是他們估計中國會讓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
鐵娘子北京行連跌兩跤
英相戴卓爾夫人82年9月22日訪京，28日離港返英，整倒行程前後僅七天，但戴卓爾夫人在北京先後跌了「兩 跤」；其一是在人民大會堂門外，這一幕大家早已從電視熒光幕看得一清二楚；其二則是在會見中國政壇鐵漢鄧小平時「被摔倒」，但過程鮮為人知。為什麼英相會連跌兩跤，且被鄧小平事後向下屬破口大罵她為「臭婆娘」呢？
令鐵娘子在京碰壁的是，她在訪華期間提出「條約有效論」，這觸怒了痛恨這些「不平等條約」的中國領導人，但問題的根源其實是英國「為什麼要提出1997 問題？」
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七十年代中以後成為香港經濟天之驕子的物業發展商，迫使港府和英國政府面對97問題。
七十年代下半期，世界經濟從73年石油危機中 復甦，加上中國推行「四化」和東南亞「熱錢」注港，刺激本地物業市場興旺，樓價和地價一升再升，且成為理想的投機對象。持續的瘋狂搶購潮，把地價和樓價推至普羅市民難以承擔的水平，地產商及與地產市道關係密切的金融界，遂試圖從政治上為地產市道謀求突破。
這股操縱香港財經和金融界的龐大力量，一再向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英國趁中國「務實政治抬頭的時候，解決香港前途問題。他們希望英國在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因為這樣可令物業按揭期限延長，減輕供款額，從而刺激地產市道再創新高峰。
英相誤會北京「發錢寒」
「中國不會放棄生金蛋的鵝」，這個信念導致英國政府認同上述見解。82年8月《經濟學人》一篇分析香港前途的文章這樣說：「英國與中國談判時，持一張王牌，那就是知道若果香港及港幣失去人們對他的信心，中國的損失將比英國大。中國目前每年從香港賺取70億美元外滙，佔總數40%；相對來說，英國從香港賺取的僅是中國的七十分一。」這樣的分析，頗能反映當時英國人的看法。
當然，英國人也沒有忘記本身的利益。前英國外交部次官雷里（Sir Anthony Royle）曾私下透露，早在1974年他負責香港事務時，已經下令香港政府研究香港對英國的重要性，得出的結論是香港為英國帶來的經濟利益無從評估，也不可能將有關利益數量化，因為涉及很多無形的貿易及多種服務性收益。
戴卓爾夫人在訪華前，對香港前途抱有幻想，這可從82年9月23日，她在會見中國總理趙紫陽前，在英國廣播電台電視訪問中反映出來。她這樣說：「中國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想在本世紀末時，這個數字將達12億人。....我希幫能和中國討論如何確保香港穩定和繁榮，這點對中國是如此有利 — 以中國的外匯來說，其中40%是從香港得到的 — 同時香港居民生活如此美好，很多香港居民將前途付託給我們；你知道如何令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維持下去是一個迫切問題，因假若只有15年期，你便不會為將來作投資，你也自然會希望知道較長遠的前景，而這將需要許多討論。」
由此可見，當時戴卓爾夫人為了龐大的外匯收益，會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至97年以後。她就是抱作這種幻想會見鄧小平，並因此而連跌兩跤。
趙戴會面互陳兩國立場
82年11月，廖承志接見香港廠商聯合會訪問團時，才透露英相「摔倒」的部分「精采」過程。廖承志說：「戴卓爾夫人到中國來，口口聲聲說對香港要負責任，但除此以外，就什麼也沒有講了。我們問她，你們負什麼責任？她就請不清楚，我們問她，香港發行了多少港幣？她也答不出來。」
當戴卓爾夫人82年9月底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大談條約有效的同時，北京已經把她和鄧小平與趙紫陽的會談情況整理出來，供內部傳閱。 內容透露，9月23日趙紫陽與「鐵娘子」會談時，雙方只是各自闡述本身立場 — 中國表示在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的同時，將會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英國則認為要香港維持繁榮和穩定，香港現狀一定要維持不變，暗示英國人要繼續在港負責管治工作。
而翌日上演的「鐵漢硬拚鐵娘子」長約三個小時，扣除翻譯時間，兩人實際交談大約只有90分鐘，但已足使鄧小平達到目的。在介紹「戲肉」之前，我們先來一個小插曲。
中國領導人會見來賓前，例必有人替領導人「惡補」，譬如介紹來賓的個人資料和會見時計論項目的最新發展；而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前，他也先在人民大會堂接受「惡補」。當有關人員向鄧小半談及趙紫陽與鐵娘子會談不大咬弦時，鄧小平面露不悅之色地說：「看她今天說些什麼？」他為了顯以顏色，僅待鐵娘子進入人民大會堂後，才打開接見她的福建廳大門，並僅循例與她握手，這與趙紫陽站在人民大會堂外等候鐵娘子抵達的情況截然不同。
鄧小平連消帶打 鐵娘子無力招架
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的過程，可分作三部分 —
一、略為寒暄後，以能言善辯稱著的鐵娘子隨即單刀直入，指出中英共同希望維持香港繁榮穩定，這對中國大有好處，對香港居民也有利；為了承擔責任，英國希望中國考慮現時香港面臨的問題，考慮新九龍和新界租約15年期滿對投資者的影響。曾經三起三落的鄧小平，對這樣帶挑戰性的「演說」答覆得很技巧的。他用反問的方法說：「英國人對香港負有責任，請問你們負些什麼責任？」對戴卓爾夫人 代表香港人提出他們希望維持現狀的講法，鄧小平也是用反問方法來回答：「英國政府對香港是很了解的吧？！請問香港發行了多少港幣？」
二、鄧小平連消帶打，戴卓爾夫人為之語塞，隨即提出「條約有效論」。她說香港的地位是中英簽訂條約形成的，如果有國家廢除這些條約，問題十分嚴重，因為這個國家可同樣不履行其他條約。
鄧小平對鐵娘子這種提法反駁得更不客氣。他首先指出香港目前的地位，是歷史上不平等條約遺留下來的，中國從來都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以後，隨即宣布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對於處理香港問題的立場，鄧小平說，中國政府決定在認為適當時候收回主權，他現在「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這個決定正式告訴首相閣下；中國政府希望能夠通過外交途徑，雙方進行友好談判，尋求合作，共同制訂措施，謀求香港繼續繁榮穩定」。鄧小平補充說︰「如果經由上述方式不能解決香港問題，中國政府將另作考慮。」
所謂「另作考慮」，胡耀邦83年5 月會見美國華裔教授張旭成時這樣說︰「鄧小平的原話是，中英如果不能在84年底以前，達成解決香港前途的協議，中國政府將單方面公佈解決方案。」
三、鄧戴硬拚兩回合後，雙方同意共同擬定一份《聯合公報》，以便向世人交代。
戴卓爾夫人被鄧小平大挫銳氣之後，怒氣衝昏頭腦，結果在步落人民大會堂石階時失足摔倒。
鐵娘子北京之行撞得「頭崩額裂」其實是咎由自取，因她一再漠視中國發出的訊息！無辜的是香港人也險遭「沒頂」厄運。
正如上文所說，早在英相訪華之前，中英雙方早已交換看法。例如英國掌璽大臣艾堅斯82年1月會見中國總理趙紫陽時，趙已向艾闡述81年的中央決策。
北京早洩天機 倫敦充耳不聞
中國的立場極之清晰，究竟艾堅斯是否「偷工減料」，誤導了英國政府呢？筆者以為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年輕時在工廠任小職員的艾堅斯，一直擺脫不掉小職員的工作方式 — 絕不願意對一些重要事情單獨負上直接責任 — 所以當他聽取趙紫陽的說話後，立刻向趙詢問，這些說話是否適宜正式宣布？當雙方同意不作正式宣布後，艾堅斯接著又再詢問，有關內容可否作為他本人的理解而向外界透露？經仔細磋商後，最後決定以他「在北京所得到的印象」，向外界透露部分內容。
但這位掌璽大臣 82年1月10日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故意隱瞞部分重要事實。他說：「中英之間對香港問題沒有具體協議。」當被問及中國是否對前途提出任何建議時，他也只回答︰「沒有， 而且我也沒有向他們提出要求。」
兩局議員彷如散沙
當時港人向英國政府獻上的計謀，包括英國首相應該要求中國在97年後續約三十年；英國應該用主權交換治權，以繼續管治香港。凡此種種，都罔顧了中國一直聲稱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事實，不知是市民對97問題無知，還是心存幻想，但可以肯定說，港人不了解中共以政治掛帥的特色。
1982年7月，香港觀察社委託顧問公司進行一項全港性民意調查，結果顯示70%的被訪者希望維持現狀，他們認為這是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最佳方法。調查亦同時發現，只有少於半數的被訪者關注97問題。隔膜、不了解、加上不關注，大概就是當時樂觀氣氛的成因。
儘管兩局非官守議員，比一般市民先知先覺，較早開始關注前途問題與港人的切身關係，但在83年前，高如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也無權獲悉有關前途會談的內容及進展；立法局議員更無權涉足這個禁區。在缺乏資料進行分析之前，兩局議員也流於盲目樂觀。
83年開始，儘管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爭取到獲悉會談進展的權利，但由於他們的「愚忠」，加上中英雙方巧妙設計的「保密原則」，他們一直都三緘其口，有任何意見，只會在行政局會議廳內討論。個別的立法局議員，也只能藉著和個別行政局議員的私人關係，隱約知道一些會談進展。
嚴格來說，83年底以前，兩局議員在97問題上，一直只能各自為政，絲毫不能發揮兩局議員的集體智慧，自然亦不能策動市民，發揮社會的群體力量。
直到83年底，當兩局知道英國決定放棄香港之後，才開始一起工作，但缺乏基本政治常識的議員們活像一盤散沙，他們從來就沒有一套較長道的策略，難怪一位議員慨嘆地說：「兩局畢竟不是一個政黨。」
港英對華估計錯誤
市民對中國的隔膜和不了解，也是議員們普遍患上的通病。他們從問題開始之初，已經錯誤估計民族大義在老一輩中國革命者心中所佔的位置。鄧小平談香港前途時所說「不做第二個李鴻章」，民族主義情緒不是溢於言表嗎？
此外，兩局議員也將經濟利益因素看得太重。麥理浩79年訪問北京期間，也犯上相同的錯誤。82年11月20日，廖承志接見香港廠商聯合會訪問團便清楚透露：「前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和我說過，香港每年為中國帶來四十多億美元外匯，夫復何求？但他不明白這些外匯我們不是白取的，是國內工人、農民用血汗換來的。」這一段話，說明中國對從香港取得的外匯收益，與當時港人所理解的有明顯不同。
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老一輩當權領導人的革命情操；六十年代中蘇反目，蘇聯撤走一切在中國的經濟援助，中國欠下蘇聯大筆國債，中國還不是在最困難的時刻，拼著爭一口氣，一分一毫地還清所有欠下的債項？今天掌權的老人家也是日的領導人之一！
可惜香港人一直沒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更不理解中國透過多條渠道傳出訊息的真諦。香港社會就是在這種無知下，渲染出一片樂觀氣氛。
82年初，雖然兩局議員相繼從報刊及左派人士口中，獲悉中國堅持在97年收回香港主權，並且將以撤換英人總督及改掛五星紅旗，作為體現收回主權的準則，但兩局仍認為中國提出的一套，只是作為討價還價的高姿態。
82年8月，一位立法局議員曾私下表示：「香港能夠保持繁榮，其中主要因素，是有一個國際投資者信任的行政管理制度，而英國人在這方面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香港仿如一隻在蜘蛛網上的蜘蛛，經過數十年努力，才建立起來的國際關係和聯絡，若因改變現狀而突然切斷，勢將似蜘蛛網被割破一樣，整隻蜘蛛立即會掉下來。」
香港生存要依靠國際貿易，英國人管治下的香港政府，數十年來透過無數實際例子，在國際上建立起商人對香港的信心，將來一旦真的要組織新政府，短期間又怎能令外國商人繼續有信心與香港進行貿易呢？這種說法，在82年間，實際代表了大多數兩局議員的共同心聲。
當時，部分兩局議員還有另一種擔憂，他們認為若要撤換香港總督，在總督之下工作的一大群外籍高官，恐怕也會相繼辭職，屆時影響最大的，將是主要由外籍人士領導的紀律部隊，香港一直都以一個強大的紀律部隊體系來維持本港安定，倘若驟然間紀律部隊失去領導指揮，是否仍然能夠有效率地工作？誰敢保證香港可以繼續維持安定呢？
儘管兩局議員對前途問題一直持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在82年戴卓爾夫人啟程訪華前，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觀點。議員明白到，雖然純粹從英國人的法治觀點考慮，只有界限街以北的新九龍及新界，才存在著97問題（因為界限街以南及港島地區，是割讓給大英帝國的），但他們認為香港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考慮界限街以北租約問題的同時，必須併入界限街以南及港島作為一個整體考慮。
而在82年8月，港督尤德親自挑選五位兩局議員前往英國，向首相反映香港民意時，議員們提出的眾多解決香港問題建議，全是希望英國在97年後繼續維持在香港的管治權，其中主要的建議，包括續約和主權換治權。
議員構思「蜜桃理論」
當年兩局議員為了實現延長英人管治，繼續維持香港現狀，除了採用遊說方法，盡量向英國政府反映香港人要求維持現狀的意願，以及每當有英國政要訪問香港時，又聯合一致反覆提出同樣的要求外，部分議員還抱有一套所謂「蜜桃主義」，那就是不斷向中英政府，貢獻一項又一項的利益，從而希望令中英雙方覺得維持香港現狀對他們有利可圖。
82年中，香港政府向英國南大西洋基金一筆2,000萬元捐贈之舉，便是議員們巧妙安排下的其中一個「蜜桃」。
當年香港政府公佈立法局財務委員會通過這項決定時，馬上引起輿論嘩然。社會人士普遍認為捐款數額過多，兼且英國是一個較香港更富裕的社會，若能將捐款留下來，可以更適當地用在裨益本港社會的用途上。
82年兩局年報清楚解釋了議員當年為什麼主動作出如此「大豪客」式的捐獻。年報說：「其他人（指支持捐獻的人士）則認為香港是英聯邦成員之一，且重視本身與英國的聯繫。英國政府既然呼籲公眾捐款，香港若對友人的求助，置諸不理，是不符香港一向的做法。」
一位立法局議員私下更坦白承認捐獻的動機，是博取英國政府的同情。他說：「雖然二千萬元的捐獻，未必完全是為了買英國人的同情，但香港市民最終還是要靠英國人幫助我們，與北京談判解決97年的租約問題。」施恩望報，向英國人求憐的心態，促成了英國政府取得2,000萬元的實際收益。
82年9月，政府宣布以十多億元，向中資華潤公司為首的地產集團，購回他們原先計劃在新界天水圍發展的大片魚塘沼澤地，這也是議員們刻意獻贈給中國的另 一個「蜜桃」。
香港政府宣布這項決定時，出席記者招待會的官員解釋說，政府是為了繼續推行長遠發展，有需要購入大片土地作為儲備用途。言詞冠冕 堂皇，但揭穿了只是自圓其說的辯護，因為在82年政府還撥出以千萬元計的款項，聘請顧問公司研究港九新界五大區域的長遠土地發展策略；有關問題在今年中才由政府作出最後決定。假如政府在82年為了土地發展長遠計劃而需要天水圍土地，這套長遠計劃又是如何制訂出來呢？
購天水圍並非自願
一位立法局議員事後透露：「政府購回天水圍土地是一項政治交易，財務委員會根本無權作出拒絕的選擇。政府向財務委員會提出購買天水圍土地方案時，已強烈暗示財務委員會必須批准特別撥款。政府又曾向兩局議員透露，在作出購回方案之前，收到中國國務院的暗示，表示希望香港政府買回天水圍土地，從而解救華潤公司在這項發展計劃中可能蒙受的巨大損失。」
多位熟悉本港地質及土木工程的專業人士指出，政府購回的天水團土地，是一片接一片的魚塘，淤泥堆積厚達十多米，若要發展，必先挖出淤泥，再用結實泥土填平，才可興建高樓大廈；若能完成這項龐大的挖泥填土工作，香港將在世界建築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因為這將是現代建築史中規模最大的挖泥填土工程。
至於中英共享的「蜜桃」，則是廣東大亞灣的核電廠計劃。這個計劃可為英國通用電力公司帶來50億元的巨額合約，由通用公司負責供應核電廠的常規渦輪發電機組；另 一方面，該計劃也為中國提供了學習建造大型核電廠的機會。
可笑的是，分得「蜜桃」的英國通用電力公司，並沒有建造這樣規模的常規渦輪發電機組的經驗；至於製造核子反應堆的先進技術，中國將來還有賴從法國或其他西方國家引進。當然，憑著通用公司和英國保守黨政府的密切關係，贏取核電廠合約的衡量準則，根本就不會是資格問題。
建造大型核電廠的科技，對中國相當重要，因為中國的長期目標，是需要用核電來解決華東地區缺乏電力資源的問題，而大亞灣核電廠，將可以為這個長遠目標鋪下康莊大道。當然，建造大亞灣核電廠的先決條件，就是要香港用戶購買核電廠70%電力，從而為中國提供外滙來價還向外國購買機器欠下的巨額債項。
聯管機場胎死腹中
以下是另一個中英共享的「蜜桃」，可惜風不調，雨不順，終未能結出碩果。
82年初，一位立法局議員曾分別向中英雙方提交一份興建國際機場的可行性報告，建議在中港接壤的后海灣興建國際機場，由中港雙方共同使用。
這份可行性研究報告除希望減輕啟德機場的擠塞情況，以及為深圳特區解決急需的對外航空聯繫之外，最重要的是為中英政府製造龐大的合作性工程合約，於此可見這位議員用心良苦。
可惜其後中英雙方互不信任，加上機場可作軍事用途，假若中英共同使用，會出現軍事上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些理由，終於導致中英本可從中分享的「蜜桃 」計劃胎死腹中。
在民族主義思想籠罩下，年老的中國領導人，從來就不會，也不可能改變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的想法。另一方面，兩局議員一直巧妙地安排一個又一個甜美的「蜜桃」，除了替佯稱「履行對香港責任」的英國政府，帶來一次又一次從港人身上謀取利益的機會外，英國政府從來就沒有為香港人爭取權益，英國在談判桌上退讓之速，令中方成員也感驚訝。
部分香港人對香港前途抱有的幻想，就在現實政治下幻滅！
鐵娘子北京行連跌兩跤
英相戴卓爾夫人82年9月22日訪京，28日離港返英，整個行程前後僅七天，但戴卓爾夫人在北京先後跌了「兩跤」；其一是在人民大會堂門外，這一幕大家早已從電視熒幕看得一清二楚；其二則是在會見中國政壇鐵漢鄧小平時「被摔倒」，但過程鮮為人知。為什麼英相會連跌兩跤，且被鄧小平事後向下屬破口大罵她為「臭婆娘」呢？
令鐵娘子在京碰壁的是，她在訪華期間提出「條約有效論」，這觸怒了痛恨這些「不平等條約」的中國領導人，但問題的根源其實是英國「為什麼要提出1997 問題？」
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七十年代中以後成為香港經濟天之驕子的物業發展商，迫使港府和英國政府面對97問題。
七十年代下半期，世界經濟從73年石油危機中 復甦，加上中國推行「四化」和東南亞「熱錢」注港，刺激本地物業市場興旺，樓價和地價一升再升，且成為理想的投機對象。持續的瘋狂搶購潮，把地價和樓價推至普羅市民難以承擔的水平，地產商及與地產市道關係密切的金融界，遂試圖從政治上為地產市道謀求突破。
這股操縱香港財經和金融界的龐大力量，一再向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英國趁中國「務實政治抬頭的時候，解決香港前途問題。他們希望英國在97年繼續管治香港，因為這樣可以令物業按揭期限延長，減輕供款額，從而刺激地產市道再創新高峰。
英相誤會北京「發錢寒」
「中國不會放棄生金蛋的鵝」，這個信念導致英國政府認同上述見解。82年8月《經濟學人》一篇分析香港前途的文章這樣說：「英國與中國談判時，持一張王牌，那就是知道若果香港及港幣失去人們對他的信心，中國的損失將比英國大。中國目前每年從香港賺取70億美元外滙，佔總數40%；相對來說，英國從香港賺取的僅是中國的七十分一。」這樣的分析，頗能反映當時英國人的看法。
當然，英國人也沒有忘記本身的利益。前英國外交部次官雷里（Sir Anthony Royle）曾私下透露，早在1974年他負責香港事務時，已經下令香港政府研究香港對英國的重要性，得出的結論是香港為英國帶來的經濟利益無從評估，也不可能將有關利益數量化，因為涉及很多無形的貿易及多種服務性收益。
戴卓爾夫人在訪華前，對香港前途抱有幻想，這可從82年9月23日，她在會見中國總理趙紫陽前，在英國廣播電台電視訪問中反映出來。 她這樣說：「中國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想在本世紀末時，這個數字將達12億人。...我希幫能和中國討論如何確保香港穩定和繁榮，這點對中國是如此有利 — 以中國的外匯來說，其中40%是從香港得到的 — 同時香港居民生活如此美好，以多香港居民將前途付託給我們；你知道如何令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維持下去是一個迫切問題，因假若只有15年期，你便不會為將來作投資。你也自然會希望知道較長遠的前景，而這將需要許多討論。」
於此可見，當時戴卓爾夫人認為中國為了龐大的外匯收益，會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至97年以後。她就是抱作這種幻想會見鄧小平，並因此面連跌兩跤。
趙戴會面互陳兩國立場
82年11月，廖承志接見香港廠商聯合會訪問團時，才透露英相「摔倒」的部分「精采」過程。廖承志說：「戴卓爾夫人到中國來，口口聲聲說對香港要負責任，但除此以外，就什麼也沒有講了。我們問她，你們負什麼責任？她就講不清楚。我們問她，香港發行了多少港幣？她也答不出來。」
當戴卓爾夫人82年9月底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大談條約有效的同時，北京已經把她和鄧小平與趙紫陽的會談情況整理出來，供內部傳閱。內容透露，9月23日趙紫陽與「鐵娘子」會談時，雙方只是各自闡述本身立場 — 中國表示在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的同時，將會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英國則認為要香港維持繁榮和穩定，香港現狀一定要維持不變，暗示英國人要顯續在港負責管治工作。
而翌日上演的「鐵漢硬拚鐵娘子」長約三個小時，扣除翻譯時間，兩人實際交談大約只有90分鐘，但已促使鄧小平達到目的。在介紹「戲肉」之前，我們先來一個小插曲。
中國領導人會見來賓前，例必有人替領導人「惡補」，譬如介紹來賓的個人資料和會見時討論項目的最新發展；而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前，他也先在人民大會堂接受「惡補」。當有關人員向鄧小半談及趙紫陽與鐵娘子會談不大咬弦時，鄧小平面露不悅之色地說：「看她今天說些什麼？」他為了顯以顏色，僅待鐵娘子進入人民大會堂後，才打開接見她的福建廳大門，並僅循例與她握手，這與趙紫陽站在人民大會常外等候鐵娘子抵達的情況截然不同。
鄧小平連消帶打 鐵娘子無力招架
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的過程，可分作三部分 —
一、略為寒暄後，以能言善辯稱著的鐵娘子隨即單刀直入，指出中英共同希望維持香港繁榮穩定，這對中國大有好處，對香港居民也有利；為了承擔責任，英國希望中國考慮現時香港面臨的問題，考慮新九龍和新界租約15年期滿對投資者的影響。曾經三起三落的鄧小平，對這樣帶挑戰性的「演說」答覆得很技巧的。他用反問的方法說：「英國人對香港負有責任，請問你們負些什麼責任？」對戴卓爾夫人 代表香港人提出他們希望維持現狀的講法，鄧小平也是用反問方法來回答：「英國政府對香港是很了解的吧？！請問香港發行了多少港幣？」
二、鄧小平連消帶打，戴卓爾夫人為之語塞，隨即提出「條約有效論」。她說香港的地位是中英簽訂條約形成的，如果有國家廢除這些條約，問題十分嚴重，因為這個國家可同樣不履行其他條約。
鄧小平對鐵娘子這種提法反駁得更不客氣。他首先指出香港目前的地位，是歷史上不平等條約遺留下來的，中國從來都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以後，隨即宣布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對於處理香港問題的立場，鄧小平說，中國政府決定在認為適當時候收回主權，他現在「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6府將這個決定正式告訴首相閣下；中國政府希望能夠通過外交途徑，雙方進行友好談判，尋求合作， 共同制訂措施，謀求香港繼續繁榮穩定」。鄧小平補充說︰「如果經由上述方式不能解決香港問題，中國政府將另作考慮。」
所謂「另作考慮」，胡耀邦83年5月會見美國華裔教授張旭成時這樣說︰「鄧小平的原話是，中英如果不能在84年底以前，達成解決香港前途的協議，中國政府將單方面公佈解決方案。」
三、鄧戴硬拚兩回合後，雙方同意共同擬定一份《聯合公報》，以便向世人交代。
戴卓爾夫人被鄧小平大挫銳氣之後，怒氣衝昏頭腦，結果在步落人民大會堂石階時失足摔倒。
鐵娘子北京之行撞得「頭崩額裂」其實是咎由自取，因她一再漠視中國發出的訊息！無辜的是香港人也險遭「沒頂」厄運。
正如上文所說，早在英相訪華之前，中英雙方早已交換看法。例如英國掌璽大臣艾堅斯82年1月會見中國總理趙紫陽時，趙已向艾闡述81年的中央決策。
北京早洩天機 倫敦充耳不聞
中國的立場極之清晰，事竟艾堅斯是否「偷工減料」，誤導了英國政府呢？筆者以為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年輕時在工廠任小職員的艾堅斯，一直擺脫不掉小職員的工作方式 — 絕不願意對一些重要事情單獨負上直接責任 — 所以當他聽取趙紫陽的說話後，立刻向趙詢問，這些說話是否適宜正式宣布？當雙方同意不作正式宣布後，艾堅斯接著又再詢間，有關內容可否作為他本人的理解而向外界透露？經仔細磋商後，最後決定以他「在北京所得到的印象」，向外界透露部分內容。
但這位掌璽大臣 82年1月10日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故意隱瞞部分重要事實。他說：「中英之間對香港問題沒有具體協議。」當被問及中國是否對前途提出任何建議時，他也只回答︰「沒有， 而且我也沒有向他們提出要求。」
他又說，從他與中國領導人的接觸中，感到中國很了解香港的重要性，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及自由貿易區，中國在考慮香港的未來問題時，會把這些因素算進去。但他絕口不提中國堅持對港九新界全部領土擁有主權的立場，他亦沒有向香港人透露中英雙方會在短期內就香港問題進行討論等關鍵性發展。
不過，像艾堅斯這樣小心謹慎的「小職員」性格，他又豈會不原原本本將趙紫陽的談話內容轉告英國政府？
三個月後，鄧小平也替英國人「補了一課」。 當鄧小平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斯時，他詳盡解釋中國對解決香港前途所作的安排 — 新憲法草案第三十一條有關設立特別行政區的目的之一，是為將來解決香港問題；香港所有居民（中國人、英國人和外國人）將來都可以參加管治香港等等。當時的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後來成為中英談判的英方團長）也有列席，他對鄧小平的說話曾加以詳細記錄，試問英國政府又怎會收不到中國的訊息？
82年6月中，鄧小平會見香港知名人士，提出「收回主權、保持繁榮」的八字真言，駐倫敦的中國大使館人員又再奉北京指令，向英國外交部作出試探說，設立「特別行政區 」是否適用於香港？
種種事例說明，中國政府早在戴卓爾夫人訪華前，便透過多個場合，向英國政府詳細說出中國對香港的政策。
英國社會民主黨國會領袖歐文1977至79年出任英國外相期間，曾授權香港總督麥理浩於79年初前往北京作歷史性訪問，掀開了香港前途問題會談的序幕，當年麥理浩向倫敦政府作的秘密報告，歐文理所當然是主要的審閱人。憑著當年對中國立場的理解，他82年5月接受本報訪問時，亦清楚指出「你們愈將香港前途問題白熱化， 只會更令中國正視這個問題的牽連性，從而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領土」。歐文一語中的地指出中國對香港問題的反應，身為當事人之一的戴卓爾夫人為什麼對中國反應估量錯誤呢？
鐵娘子不自量力終自食苦果
不少意見認為英國在福克蘭戰役的勝利，衝昏了英國的腦袋；她錯誤估量手中所持經濟牌的分量，加上5位兩局非官守議員在82年中向她反映「維持現狀」的民意牌，遂令這位女強人妄圖說服北京改變原有立場。
福島戰役令英國外交部兩位最熟悉香港事務的政客（外相卡靈頓及掌璽大臣兼負責香港事務的副外相艾堅斯）同告離職，相信也是英相錯誤估量客觀形勢的另一個主要理由。
戴卓爾夫人判斷錯誤致在北京摔了跤，可謂自食其果；可惜的，是那些希望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的幻想並未隨之幻滅，主要原因是港人一直被蒙在鼓裏，直到今年4月20日英國外相賀維在港首次公開英國之立場後，他們才醒悟過來。
鍾士元演「海瑞罷官」
行政局獲知談判詳情
整個中英談判，豈只戴卓爾夫人犯上錯誤，兩局議員的「愚忠」，特別是他們早期對英國政府的「癡心妄想」，也令人擲筆三嘆！
1982年10月中，灣仔熙華大廈毆打記者事件成為新聞界的採訪焦點，隨著事態發展，報章頭版一天復一天刊登這則新聞，反而將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突然在倫敦首相府出現的消息忽略了。究竟鍾爵士為何遠渡重洋呢？原來他赴英上演一幕「海瑞罷官」！後來經過英廷極力挽留，鍾士元才回心轉意。
這次事件的導火線，是英國堅持香港前途會談要嚴守保密原則，連英皇制誥規定為港督最高諮詢機構的行政局，也無權過問；而遠因則是麥理浩在新國籍法問題上，「出賣」了兩局。
保密原則是戴卓爾夫人訪華時，在北京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的。她說：「如果你（指香港人）要維持信心，我必須保持機密。」當記者追問香港人在不知會談進展情況下，怎樣可以繼續維持信心時，她只能顧左右而言他地掩飾說：「如果你參加過會議，就 知道不應發表會要保密的內容。經這樣的安排後，對方將會有更多信心跟你會談。」
但筆者掌握的事實，卻顯示英國在談判桌上兵敗如山倒，「保密原則」 正好用來「遮醜」。
保密原則的另一作用，是蒙蔽香港人；在對會談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港人發表意見時，難以有的放矢，結果任由中英兩國擺布。
議員力迫倫敦放寬保密原則
鍾士元請辭其實只是兩局與倫敦鬥爭的一個小環節，因為早在英相訪華前，中英雙方已常就香港問題交換文件，但行政局卻只能間中閱讀到部分文件，當時，部分行政局資深議員，已對此流露不滿之情。
例如82年9月27日，戴卓爾夫人在太古大廈會見兩局議員時，便上演了一幕 「舌戰群儒」的好戲。
當日多位立法局議員事前曾獲資深議員面授機宜，促使他們在會上以尖說語氣，質詢戴夫人如何落實她在北京提出「對香港人負有道義責任」 的承諾，並正面要求讓香港人 — 最低限度讓行政局議員 — 可以全面了解中英會談內容。
但飽經政壇風浪鍛煉的鐵娘子，又怎會輕易讓步？她當時僅模稜兩可地答允研究道個建議的可行性，並重申啟程訪華前對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所說的：「英國政府將繼續就香港前途問題諮詢香港人。」
這個答案當然無法滿足兩局議員，因為他們仍然不能知道會談詳情，在「無知」的情況下，即使英國不停諮詢他們，所能發揮的作用也微乎其微。這促使兩局議員決心向英國政府繼續施加壓力，鍾士元倫敦行正是這次鬥爭的延續！
82年12月7日，當時專責香港事務的英國外交部次官鮑斯達訪港會晤兩局議員時，一位立法局議員再度以不客氣的語調，質詢這位身材瘦削的高個子說：「閣下是否知道你目前正在處理一項關乎全港500萬人前途的大問題呢？在處理過程中，連我們憲法內最高權力架構的行政局，也不能完全知悉香港前途談判的進展， 對於500萬的香港人而言，這種安排合理嗎？」
語音剛落，其他議員尾隨「發炮」，步步進逼鮑斯達，令這位剛在七個月前，才調往外交部 的上議院勳爵，感到他接手的原來是個「燙手山芋」！
講員「咄咄逼人」，亦令他充分體會兩局渴望英國政府放寬保密原則的決心，但這項決定是由英國首相作出的，政府官員必須嚴格遵守，鮑斯建亦不例外， 因此他只能答應兩局議員的意見，盡量向英相反映。
行政局奪得協議「認可權」
為了平息兩局議員，其或可能是社會大眾對英國政府的不信任，這位飽受港人「怨言怨語」相向的英國外交部次官，在翌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了即時受到中方猛烈評擊的「三腳凳」理論。
當日鮑斯達的談話原文是「有關方面尋求的協議好比一張三腳桌子，桌子的三隻腳，分別代表中英港方面的意願，協議只有符合三方面的意願才能成立，否則即使有任何一方不能接受協議，這張桌子也會倒下來。」
上述談話反映這位外交部次官已經接受兩局議員的看法，明白到「香港人意願」在達成協議過程中的重要性；而要了解港人意願，自然要起碼讓部分港人知悉會談的全部內容。
大約一個月後，兩局爭取的參與權利，終於獲得英國政府答允。83年1月25日，倫敦《金融時報》在一篇「香港贏得前途發言權」的報導中表示：「英國已經同意香港行政局，應該有權對英國提出建議，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權決定是否接納英國的建議....在前途談判桌上，香港已取得獨立發言權。港督尤德不久將正式參與談判。」翌日，香港政府新聞處就此篇報導發表聲明，間接證實行政局已取得會談決策參與權。
一位議員事後透露，行政局所爭取的參與權，其實是一項「認可權」（Endorsement Rights）；英國已經答允將來與中國簽署解決香港前途協議之前，先行徵求行政局的「認可」。這解釋了兩年來的中英談判，每當英國政府談判策略有重要轉變時，行政局議員都會前往倫敦，或者由英國政府派遣外交部高官來港徵詢他們的意見，這亦解釋了為什麼在中英 草簽協議之前，行政局議員要在今年9月中，前往倫敦「認可」有關文件；英國內閣也要在行政局認可後的翌日，才可以討論是否接納這份協議。
利益不同 議員未能同心協力
兩局議員一反過往妥協式的好言相勸，轉為採取強硬態度，理由是擔心英國重施「新國籍法」的故技 — 為保英國利益而犧牲香港利益。
可惜的是，英國政府決定讓行政局全面了解會談情況這一招，今港英之間的矛盾暫時緩和下來，以致兩局議員，繼續癡信英國，誤以為英國將堅持香港人的利益，因而放軟「強硬態度」。當他們再度醒覺到英國人不可信時，回頭一望，「輕舟已過萬重山」，悔之晚矣！
有人將97問題困擾下的香港，形容為一艘在狂風暴雨中顛簸前進的小船，那麼自83年1月起，香港終於有人站到甲板上，實試掌舵搖櫓 — 鍾士元可能扮演了舵手的 角色，其同僚則在旁搖櫓。
可惜這位舵手雖然剛直倔強，但他和他的船員，對中英政治的認識太膚淺，對政治鬥爭更缺乏認識，更致命的是，這三十多位船員因背景不同、輩分有別，加上部分立法局議員埋怨替行政局議員爭取到了解會談內容之權利後，自己仍處身五里霧中，故有「被出賣」之感覺，結果呈現內部分裂，各懷不同目的，例如有人願意協助領航員一起工作而服從指揮；有人為鞏固自己的名位而戰；有人積極利用每一個機會積累金錢以便棄船；也有人渾水摸魚，藉此「更上一層樓」。在這情況下，這艘人丁單薄、設備簡陋的小船本已先天不足，加上後天問題叢生，結果險象環生，作為乘客的你和我應自有感受。
在香港前途問題上，兩局議員本是唯一有條件的港人領導人，但他們一再失職，港人漸漸意識到不能依賴他們了！
港人為什麼擔心？
香港記者82年9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前，向中國總理趙紫陽問「港人是否要為前途擔心？」趙反問說：「為什麼要擔心呢？」
中國宣布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是國家邁向統一的大喜訊，不少港人為什麼還將信心問題掛在口邊？
82年6月鄧小平會見港澳人士時語重深長地說：「你們在外面的見聞比國內同胞廣泛，看問題會包括各個方面，對香港將來的問題，希望多聽聽你們的意見。」他亦強調不派幹部南下治港，反映中國領導人對保持香港繁榮的良好意願，但為什麼香港還有信心問題呢？
82年11月30日，在北京出席五屆人大五次會議的人大代表王寬誠說：「對（香港繁榮穩定有擔心）這個問題，我想說三句話 — 第一句，十五年內， 現狀不變；第二句，到了1997年總督沒有了，英國旗沒有了，『御用』的字眼沒有了，其他不變，社會制度不變，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交易所照樣開，跑馬照樣跑，要跳舞照樣跳。港人治港，怕什麼？」
作為人大代表的王寬誠的談話，明顯具有傳達中國對港政策的作用；但港人難道只是擔心舞不能跳....？不少港人憂慮的是「各樣不變」能否落實？中國領導人是否了解香港情況？不知憑什麼標準挑選出來的港澳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真的可以向國家領導人反映香港實況？
擲掉有色眼鏡看清香港真象
「按經濟規律辦事」是中國近年廣泛宣傳的口號，事實上，搞經濟的人理應實事求是，才可掌握規律，但我們試看看當時中國金融界權威 —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負責人兼港澳政協委員蔣文桂的言論。
蔣文桂82年11日曾就香港經濟問題，向中央領導人作過一次逾百人參加的匯報會演講。他認為香港經濟沒有受信心問題打擊；並認為自82年9月英相訪華後出現的港元下跌問題，主要是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其次是英國人施小動作。
84年5月，香港大學輕濟系教授饒餘慶在北京會見了港澳辦公室負責人，返港以後，他感慨地說：「香港情況比較繁雜，中國解決問題的誠懇態度不必懷疑，但可能不是親歷其境吧！他們對香港情況總有隔膜....例如港幣問題，港澳辦負責人認為英國人不搞花樣，便不會出現問題。香港情況不是如此簡單，去年港元風暴，國內基本看法是英國搞出來的。英國人可能在無意間引起港幣的不穩定，但無可否認，有很多人將港幣轉為外幣，從這方面來看，不親歷其境，很難了解貨幣會動盪得如此厲害。」
當然也有不少左派人士親歷其境，可惜他們帶著「有色眼鏡」，結果被偏見扭曲了事物之真象。看來有誠意建設香港的人士，都要除下「有色眼鏡」，這樣才可消除大家的疑慮。
另一方面，82年底香港流傳不少有關中英會談陷入僵局的消息。新界鄉議局83年1月組織新界人士參觀訪問團北上時，從廖承志口中獲悉：「中國已將球踢給英國，但不知道英國交回來的球，是遠射球還是角球。」
議員明哲保身不願冒險「下注」
究竟廖承志所指的「球」是什麼呢？原來是一個大球，而非小球；這個球是指中國一定要收回領土主權，而非外傳之方案。
當時已經了解會談進度的行政局議員，知道會談毫無進展。83年1月初，行政局議員羅德丞在兩局內部會議重提成立「智囊團」一事，但這項提議再度在港府強烈反對下消失於無形，兩局議員只好以私人交往或三數知己密斟的方式，思索解決香港前途的方法。
當時兩局議員認識到香港問題極之敏感，特別是83年初中英各自堅持立場之時，任何公開行動，肯定會開罪其中一方，甚至可能同時招致中英雙方聯手夾擊。一些置身其間的議員認為：「歸究到柢，香港前途問題是對兩個不同政府的選擇問題。」
他們當時對將「賭注」押在哪一方感到非常猶豫， 結果在自保心態下，大多數議員均拒絕表態。
由於行政局議員拘泥於保密原則，加上他們習慣高高在上，與普羅大眾鴻溝極大；而環顧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是一位不顧意得失任何人的好好先生，但並非動盪時期的好領導；多位資深的議員，不是私務繁忙，便是與中國有密切生意往還，故此不願公開談論97問題，結果三位「中青派」的年輕非官守議員自告奮勇，成為其後兩局對外活動的最積極分子。
李鵬飛率領才俊團北上
提起六十年代的粵語片，相信大家還會記得曹達華這位「名探長」，但有多少人記得當時還有一位也是經常扮演探長的演員李鵬飛呢？
20年後的今天，立法局有一位同名同姓的李鵬飛，知名度甚高；他的童年是在五星旗下度過的，目前是該局唯一持 C.I.（身份證明書）的議員，究竟這位以爽朗敢言見稱的「山東漢」，在97問題的政治漩渦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1982年中，李鵬飛憑著他與中國的生意關係，聯絡上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負責人，當時該社曾要求他組織一個百多人的工商訪問團前往北京，與中國領導人談談香港前途問題，但李鵬飛以「時機並不適當」為理由婉拒了。
82 年11月，香港廠商聯合會獲邀北上，黃鑑也曾要求李鵬飛出任團長，以增強號召力，結果亦被婉拒。
直到82年底，中英談判陷入僵局，新華社再邀請李鵬飛組團北上；這時他提出兩項先決條件 — 一、團員由他挑選；二、中方保證安排比港澳辦公室主任更高級的領導人會晤訪問團。
「三人幫」組成才俊團
83年初，當兩項條件原則上獲得接納以後，李鵬飛隨即展開組團工作。他首先著眼於立法局「老友」，而第一個聯絡的是前「五台山」女強人周梁淑怡，另一人則是以深思熟慮見稱的張鑑泉。
這個後來被兩局議員稱為「三人幫」的核心組成後，先草擬一份50人的名單，其中包括一位行政局議員的兒子、一位公務員「女強人」及多個專業團體的負責人。經過大約一個月聯絡工作後，終於定出12名人選。香港新華社一位負責人接獲這個稱作「各界青年人士團」的名單後，曾私下表示：「我們也沒有辦法組織這樣一個高層專業人士代表團呢！」
為了確保三位立法局議員可以順利赴京，香港新華社第一社長王匡曾去函港督尤德，聲明三人是以個人身份應邀訪京，完全不會與他們出任議員時，宣誓効忠英女皇的誓詞相牴觸。
啟程前三個月，12名成員差不多每個周末都齊集一起，最低限度花5至6個小時，反覆研究向中國領導人提交的立場書內容。當時徐徐下跌的港元匯價，自然是他們關注的話題，為了證明信心問題是港匯下跌主要成因，青年團曾委託一家顧問公司，為他們分析港元弱勢成因；此外，為了汲取以往訪京團的經驗，他們分別約見這些訪問團的成員，了解情況。
擺脫親英形象，是青才團另一項要努力克服的工作。為了避免北京官員將他們列為「親英派」或「上京做說客」，他們先後作了多項安排 — 一、出入啟德機場，故意不用貴賓室的「特殊通道」；二、返港之後，絕不依靠香港政府新聞處代為安排記者招待會；三、事先通知香港政府不要派官員前往啟德機場迎接，避免再次出現新界人士參觀訪問團犯上的錯誤 — 新界人士參觀訪問團83年初自京返港時，政務司鍾逸傑親往機場迎接，並隨即接他們往官邸聽取他們的匯報。此事曾引起左派頗大反感，認為新界人士前住北京是為英國人作說客。
從信心危機到緩衝體制
大家若看過青才團的立場書，相信都會覺得文字既不通順，且白字連篇；一位團員向記者解釋說，青才團12名成員均是「番書仔 」，故此，英文水平甚高，但中文程度則是「有限公司」；他們提交中國領導人的立場書，由起草至辯論，都是以英語進行，待完成後，才翻譯成中文版本呈交中國領導人。
青才團政程前定下基本策略，準備會見國家領得人時「集中火力」，向領導人提出香港出現的信心危機；假如國家領導人承認香港出現信心危機，便提出他們的解決方案 — 緩衝體制。
83年5月，他們終於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從習仲勛在開場白閒聊客套時一再強調他與簡悅強是老朋友，可以看出儘管青才團事前曾作出種種努力，但中國領導人還是把他們視作香港政府說客，與簡悅強是同一類；直到青才團成員相繼發言，仔細和深入剖析信心問題後，習書記才見動容。
會見長達三個多小時，時間之長是過住訪問團所罕見的。過程中，青才團8位成員相繼發表意見後，習仲勛突然不發一言地站了起來，在座者都愕然了。莫非有唐突之處，會談終止？「什麼事呢？」習仲勛走到側門，才突然回轉頭說：「時間太長啦，大家休息一下，洗洗手吧！」
青才團5月22日返抵香港，他們履行啟程前的諾言，公開他們向領導人提出的立場書，向香港人交代他們提出的意見。不過，他們發表的，並非立場書的全文 — 立場書共有14頁， 但公開發表的只有13頁。
李後魯平夜訪李鵬飛
原來在青才團準備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團長李鵬飛的房間突然來了兩位港澳辦負責人 — 副主任李後及秘書長魯平。他們與李鵬飛和張鑑泉坦言交談至深夜，主要是要求青才團不要發表立場書的解決方案部分。
李後和魯平表示，中英政府現正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中方將認真考慮他們所提的「緩衝體制」，但由於尚未到適當的發表時刻，故不希望他們洩露內容，以免中國被迫在時機未成熟時表態。日後，三位議員向兩局提交的立場書，也是刪去「解決方案」的。
立場書提出的緩衝體制是什麼呢？ 為饗讀者，現摘錄如下：「由於現有兩個制度及措施有很多不同之處，我們認為『緩衝體制」的存在，一定會幫助隔離及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問題。我們更希望中英雙方在友好的關係下，一方面顧及香港經濟及社會繼續發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顧及香港的特殊情形，找尋一個中英雙方都可行的道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盡快將這14年的期限延長，便可排除1997陰影的威脅。....當這延長的時期終止時，亦即所謂時機成熟時，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已能媲美香港，況且那時香港僑胞對中國領導階層所訂下政策不變的意念一定會有深刻的認識，那時香港問題一定迎刃而解。」
青才團的立場書，概括出專業人士對港人治港的看法與則懷疑，人才外流和資金外調對保持香港繁榮安定是一種威脅。青才團赴京請願，令中國領導人開始關注香港信心問題的嚴重性；假如從這個角度評價青才團，他們北上的目的已達。
可皆青才團立場書提及的信心危機，刺中中國共產黨的要害，他提到港人信心動搖時說：「他們（指本港專業人士）並不是對在香港的中國人，治理香港的能力有懷疑，而是對中國以往政權之不安定缺乏信心。」這類將信心問題解釋為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是任何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能接受的。
北京豈能承認港人恐共
一位開明的左派人士曾經這樣說：「假若國家領導人接受香港人提出的『恐共』信心問題，那不是間接否定自己的信仰？他們如何向奉行這種信仰的10億人民交代？難道真的要國家領導人在快要會見馬列史毛等人的前夕，推翻自己大半生的信念嗎？！」魏京生和傅月華不能容於中國，箇中因素亦是如此吧？！
青才團未能總結出這個結論，日後三位行政局議員北上會晤鄧小平時，也再次犯上同一錯誤 — 以為可以迫使中國領導人承認香港出現議員們認為的那種因「 恐共」而產生的「信心危機」— 結果亦落得遭人奚落的收場。
為何選中許家屯？
1983年5月17日，新華社香港分社證實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第一書記許家屯將接替王匡，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83年6月30日，這位六十多歲，個子並不高大，架著茶色眼鏡，外表樸實的許社長，踏出紅磡火車站禁區後，立即被二十多名記者圍起來，連珠炮發地問問題。許家屯簡單地回答說，來香港是為了祖國統一事業。
許家屯來港履新前，僅在79年訪問澳洲後，順道途經香港返國，以一位對香港事務全不了解的人士，在中英談判的敏感時刻出掌新華社香港分社是否適合？不過經過年多時間，許家屯在港的表現，已贏得中外人士一致讚賞。
王匡離職有很多傳說，但指王匡早有去意，只是中央一直沒有批准的流言最不可信。
王匡是78年夏天來港出掌新華社的，他在任5年間，惹來不少左派人士的怨言，例如他手下有一對號稱金童玉女的「愛將」，金童是後來因間諜罪服刑的羅承勛，亦即羅孚；玉女則是拍了一套「打著紅旗反紅旗」電影而聲名大噪的前左派電影明星。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憑「官」貴
1982年12月，香港五家左報（文匯、大公、新晚、晶報和香港商報，簡稱文大新晶商）負責人齊齊會師北京，聽取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工作指示。當時，有一位國家領導人當著王匡幾位下屬（左報頭頭）面前，力斥王匡辦事不力，領導無方，稍後便傳出許家屯南下的消息。
王匡工作表現不佳，原因何在？上文有關誤邀香港廠商會北上的例子，已說明港澳辦公室把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直接下屬看特，這種北京遙控的工作關係，縱使是鄧大人南來，也難有所作為。
北京其後以中共中央委員許家屯出掌新華社香港分社，才改變這種關係 — 由港澳辦的直接下屬，變成「新華社香港分社專責處理香港問題，港澳辦作後勤支援」。
畢竟是官高權大，曾任江蘇省第一書記的「許第一」，與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的權位相比，雖仍有一線之差，不過後者已屬「過氣老倌」，處於退休狀態，前者則如日方中，足以 彌補上述輕微差距，加上李後和魯平的地位，都在「許第一」之下，新華社香港分社遂「社」憑「官」貴，自此可與港澳辦平起平坐；許家屯辦起事來，當然也可以揮灑自如。
起用新人 新華社呈露轉機
北京選派許家屯來港，除因他的政績卓越以外，還有一個特殊原因。事緣陳雲83年2月中在一次內部講話中強調，選派到香港接替王匡的人，必須是與香港各方人士和勢力（包括中國駐港各部門），都沒有特殊關係和聯繫的人 — 「許家屯上任前，僅曾途經香港一次」，便成為他獲選的另一主因。
從陳雲的談話和許家屯的南下，反映北京決意重組香港左派；今年8、9月間新華社香港分社開始「執位」，多位舊人北調與新人（許家屯上台後才來港者）如李儲文、鄭華、陳達明和陳伯堅獲重任，間接證實上述的整頓計劃。
許家屯來港僅一年多，他的談吐應對表現出過人的機智，新華社香港分社亦呈露轉機，這有利港人改變對左派的印象，但其他的中資機構（如中國旅行社、左派銀行及華潤等）何時才效法新華社呢？
柯利達為何「半途而廢」？
戴卓爾夫人82年9月訪華後一個星期，港督尤德在港透露中英會談已經開始的消息；但其實雙方遲至83年7月，才正式開展會談（即第二階段會談），究竟原因何在？
原來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在鐵娘子結束訪華行程後不久，已經開始與中國外交部進行接觸，謀求《中英聯合公報》所稱的「本著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這次訪問後）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商談」。
北京亦在82年12月調回駐法國大使姚廣，並於83年2月初，當中國領導人會見一些外賓時，透露姚廣將是中英會談的中方首席代表。
當時中英雙方應已準備就緒，但會談遲遲未見開始，有人認為主要是雙方各自堅持立場；會議無法開展，但證諸第一、二和三回合的中英會談，英方代表仍重提主權換治權的建議，反映在此之前，倫敦並沒有作出實質的讓步，而所謂彼此堅持立場，致拖延開展日期的分析並不正確。
「傳聲筒」失靈 北京埋怨柯利達
北京外交界流行的一個解釋是，中方認為柯利達不配與中國政府「討價還價」才是主因，因為中方認為他本應十分清楚中國對香港問題的態度 — 81年卡靈頓、82年艾堅斯和希斯相繼訪華與鄧小平和趙紫陽會見時，柯利達每次都是座上客，中國政府一而再地談及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解決政策，柯利達應耳熟能詳 — 但英相訪華時，雙方竟不歡而散，柯利達肯定要負上一些責任，因為中國一直都把這位英國駐華大使，看成向英國傳遞訊息的「傳聲筒」。
柯利達其後多次向中國外交部解釋，表示中英兩國在某些觀念上可能有不同認識，因而產生衝突，兼且英國首相權力很大，作為駐華大使，他只能向英國滙報他所了解的情況，關於決策問題，他是無權參與的。
怎料柯利達的解釋，不但未能冰釋前嫌，反而引起北京的更大不滿。一位領導人曾經表示：「假如他（柯利達）沒有權，我們跟他談什麼？」
這樣的僵局持續了半年還沒有破，終於83年3月，柯利達與尤德返倫敦「班救兵」— 要求戴卓爾夫人作出類似讓步的表現，謀求突破。結果鐵娘子寫了一封致中國領導人趙紫陽的密函，表示英國政府了解中國的立場，但認為中英兩國進行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會談，中方不應帶有任何先決條件。
鐵娘子密函破僵局
83年7月1日，中英兩國終於同時宣布：「中英關於香港未來的第二階段會談，將於1983年7月12日在北京開始」。四日後，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在新聞發布會中補充說：「中英兩國政府代表團已經組成。中國代表團團長是外交部副部長姚廣，英國代表團團長是英國大使柯利達；英國駐香港總督尤德將作為英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加會談。根據雙方商定，談判的內容是保密的。」
持續多時的僵局，終於被鐵娘子的密函打破，柯利達雖當上英方談判代表團團長，但中英在主權和治權上的矛盾，始終沒有解決；談判觸礁只是早晚問題。
中英會談首三回合的爭持
驕陽似火的8月，使港人汗流浹背，在97問題的低壓籠罩下，更令人難耐。
1983年8月5日（即第三回合中英會談結束後的第二日），悶熱的天氣令人煩躁，但處身太古大廈兩局議員辦公室冷氣間的三十多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從他們各種下意識小動作，例如不斷抽煙、四處張望、或偶爾站起來又頹然坐下，也反映出他們心情焦躁。為什麼呢？
事實勝於狡辯 尤德原形畢露
原來兩日前結束的中英會談氣氛惡劣，會議結束時，雙方根本不能達成聯合新聞公報；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在發布會上只說：「雙方在 8月2日和3日舉行了進一步的會談，按計劃，將於9月復會。下一回合會談定於9月22日和23日在北京舉行。」
這明顯比第一和第二回合之新聞公報少了一些形容詞 — 有益、有建設性 — 結果使會談場外的人，也感到進展不佳。
兩局議員就是在這種心知不妙的心情下，等候尤德前來匯報會談的最新發展。
這位僕僕風塵於京港之間的英國外交官終於出現了。他向議員說，中方談判立場非常強硬，缺乏彈性；而當英國代表團提出香港人希望英國政府延續在香港的管治工作時，中方成員拒絕相信，他們只重複中國過去所提的方案 — 收回主權，設立特別行政區和實行港人治港。
當議員追問為什麼新聞公報，沒有過去的「有益」和「建設性」的字眼時，尤德先故意貶低形容詞的重要性，繼而避開正面回答地說：「會談還會進行很多次，形容詞很快就會用完，再想不到新的，因此決定減少形容詞。」
政治氣氛緊張 港滙江河日下
82年9月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摔倒以後，中英兩國政府針鋒相對，緊張的氣氛觸發第一次港元風暴 — 9月20日，港元兌美元匯價還站在610的水平，但半個月後（10月5日）滙價已跌至670價位，跌幅達10%。
中國每年自香港賺取的外匯佔總數四成，港元貶值一成，中國外滙收入也就減少4%，加上其他以港元計價的中外商業合同，損失數字，也就更大。
不幸的是，中英雙方沒有好好總結第一次風暴的成因，反而變本加厲地進行「罵戰」，為第二次風暴創造條件。
正如上文指出，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負責人蔣文桂82年底在北京作的香港經濟滙報，主要是要找出第一次港元風暴的底蘊，而蔣文桂的結論是一分為二 — 經濟因素是世界性的搶購美元潮，其次則是英國政府在耍手法。
83年2月，港府發表下年度財政預算案時，宣布撤銷外幣存款利息稅，財政司彭勵治解釋說，政府希望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吸引存放在外地的美元流回香港。其後雖然證實這項措施奏效，但由於政府實施取消外幣存款利息稅的同時，並沒有取消港元存款利息稅，左派就以此作為「英國耍手法」的「鐵證」。
胡耀邦透露中英會談有期限
83年初港匯每況愈下，至5月中，港元兌美元電匯價跌破7算，創下新低，蔣文桂遂用署名文章，公開要求港府取消港元存款利息稅，以穩定港元滙價；這篇「綱領性」文章，可算是中國銀行給港府的「第一份通牒」，但不知是無知，還是出於戰略考慮，文中完全沒有提及信心問題。
當時的政治氣氛亦頗為緊張。5月底，香港記者訪問團獲得中國外交部首次以書面形式，解答中國對香港前途的政策。儘管這只是重申中國一貫的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的既定政策，但白紙黑字向香港人交代還是第一次，加上答覆對象是香港新聞界，有關消息迅即在香港擴散；部分仍然眷戀英國人，在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的市民，亦開始感到幻想幻滅。
《新聞周刊》 83年6月刊登一篇有關美籍華裔教授張旭成會見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文章，清楚說明中國已為中英會談定下最後期限，但港人仍看不出中英雙方何時才能坐下來談判，港人焦慮情緒日漸高漲。
尤德聲稱代表港人惹來左派筆伐
83年7月1日，中英兩國終於同時宣布將於7月12日，就香港問題進行第二階段會談，這陣「及時雨」 暫時和緩香港日趨緊張的政治危機，港元風暴亦暫可解除威脅。但好景不常，6日後，尤德因聲稱他是代表香港人參與中英談判而遭到左派「炮轟」，計劃以港督私人新聞主任身份陪同尤德北上的新聞處長曹廣榮，亦被中國拒發入境簽證。結果，剛吹散的烏雲又再集結在香港上空。
接著而來的衝擊，是會談後發表的新聞公報形容詞逐次遞減。外交官員運用辭令都是深思熟慮的，形容詞增減，自然能反映會談情況，但究竟當時的真相如何呢？
原來83年7月12日開始的第一回合會談，主是由中英代表團團長互相交換證書，表明各自代表政府的立場；在該回合會談中，英國代表團團長柯利達向中國表明，儘管九龍界限街以南土地永久割讓給英國，但鑑於港島、九龍和新界的發展不能割裂，因此香港的未來要以一個整體來考慮。英國代表團用婉轉的外交詞令，表達出香港主權總有一天是要交還中國的。
基於英國不再堅持三條條約有效，中國代表團遂同意在新聞公報中，加上「有益」和「建設性」字眼來形容會談。
7月25日舉行的第二回合會談，英方首先提出港元的疲弱問題，試圖說服中方代表團承認香港人對前途出現信心同題；整個論調是以83年5月青才團訪京的立場書為骨幹，試圖藉此爭取延長英國政府在港的管治地位。
英國露底牌 — 「主權」換「治權」
英國代表團的論調，觸犯了中方的大忌，中國絕對不能接受香港人因為害怕共產黨收回主權，而出現信心危機的說法。因此新聞公報少了「建設性」，只有「有益」一個形容詞。
6日之後，第三回合會談再度展開，英國代表團終於拿出底牌 — 要求以「主權」換取「治權」的方案，從而間接延續英國政府在香港的管治地位。
英國提出這套方案的理由是「港島及九龍界限街以南的土地，按照條約是永久屬於英國的，目前香港人又希望繼續維持現狀，因此，英方願意以交回全港主權給予中國，作為換取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的權利。」
這個方案進一步刺激了中國領導人刻骨難忘的民族尊嚴，而方案的基本腔調，與一年前英國首相訪華時所堅持的三條條約有效論，如出一轍；中國代表團自然拒絕再在新聞公報中，用「有益」和「建設性」字眼來形容該次會談的情況。
第三回合會談顯示中英兩國立場仿如南轅北轍，令雙方需要較長休會時間，重新部署；可惜會談場外的「民意戰」，並沒有延長休戰時間。
民意戰的台前幕後
港元風暴與香港前途有密切關係，這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其觸發點，則源於會談進度不佳，雙方遂借助「外力」，以加強自己在會談場內 的談判實力。基於此，香港上演了多幕明爭暗鬥的真實政治劇。
隨著第三回合會談氣氛轉壞，中英雙方開始各自發動群眾，製造配合自己的言論，以顯示實力。英方主要依賴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而中方則靠工聯會及其他親中團體。
李鵬飛周梁淑怡首先發難
在知悉會談進展的行政局議員引導下，立法局議員一直都是這場民意戰的主要台前演員，他們為什麼甘作「打手」呢？ 看來原因主要有二 —
他們與行政局議員長期共事，形成被此對事物的看法，有比較一致的觀點；而且他們大多堅信，英國政府繼續續延長在香港的管治地位，是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最佳方法，在樹立這個共同目標後，幫助行政局就等如幫助自己。
立法局二十多名議員，儘管部分抱著為名為利多於為公的心態，但在香港政制下，他們應是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樑；香港前途問題湧現以後，立法局議員感到有責任反映香港市民對前途的意見，一些使命感較強的年輕議員遂站出來訴心聲，表達他們認為的港人憂慮和願望，促成他們間接成為民意戰的闖將。
83年8月初，第三回合會談結束後，一些資深的行政局議員分別向年輕的立法局議員暗示「子彈」不足，希望他們多發表意見，以便呼應會談場內的英國代表團。
8月5日，立法局議員李鵬飛率先公開批評香港人「對香港前途表態未積極」，他呼籲香港人「積極通過傳播媒介及兩局議員來表達意見」。翌日，另一位立法局議員周梁淑怡出席香港仔黃竹坑少年警校畢業會操時，強調「香港人要循正確途徑公開表達」，以及「不應局限於私下的討論」，他們呼籲市民表態之意溢於言表。
中國方面當然不會袖手旁觀。8月8日《文匯報》首先在港聞版顯著位置刊登一篇「讀者宋明」的來信，反駁李鵬飛和周梁淑怡的論調，在醒目標題「耐人尋味的言論」下， 文章說：「在中英結束第二階段第三回合會談之後不久，上述言論的出現是耐人尋味的。這些言論是出自個人，或是受人所指，暫且不理，但有人想製造一種氣氛， 散佈對中國的不信任，則是明顯的。」從行文到用句看，這位「讀者」顯然大有來頭。
《信報》《南華早報》捲入漩渦
兩位立法局議員亦不甘示弱， 立即回覆《文匯報》，表示他們是秉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5月接見他們時的指導，要香港人多提意見。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論調刊出後，《文匯報》隨即刊登大量讀者來信，實行大圍剿，而後期的來信重點已轉至談論「港人治港」的可行性上，實行與會談桌上中方堅持的論據互相呼應。
其後親中報章再與另外兩份報章（《信報》和《南華早報》）進行筆戰 — 第一場筆戰涉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83年8月7日「微服出巡」九龍城寨的新聞；第二場筆戰源於《南華早報》 8月17日有關「百足之蟲」的社論。
接踵而來的是，左派工會相繼公開表示支持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的政策。
另一方面，以三位立法局議員為骨幹的青才團，為了證實他們較早前向中國提交立場書中反映的香港信心危機，確實廣泛存在；他們透過自己的團員以及相熟人士， 向本港多個專業團體，包括香港醫學會、建築師學會、工程師學會和大律師公會等等發出間卷，調查他們的會員有多少已計劃移民外地，或者持有隨時可以離港往外地定居的外國護照。
青才團策劃的大規模問卷調查，本來計劃公開發表，希望藉調查研究來反擊左派；不過人算不如天算，有關計劃後來觸了礁。
原來香港醫學會會長阮中鎏8月31日向報界透露了一則「驚人」的新聞 — 倘若香港前途談判的結果不利，本港五千多名醫生，至少有80%會設法離港 — 但事後遭到會員及幹事會猛烈抨擊，指摘他「破壞醫生形象，令人認為醫生只懂謀取個人私利。」
經過這場風波後，公開專業人士去留抉擇的問卷結果，自然受到部分專業團體反對，青才團的如意算盤也再打不響。
不過青才團團長李鵬飛與新華社的接觸並沒有 中斷，例如許家屯抵港履新雖僅短短兩個月，但已先後5次與李鵬飛會晤，談話內容自然離不開香港前途問題。當然左派人士一直將兩局議員視為親英人士，許家屯與李鵬飛的接觸，除了可視作「統戰」需要外，自然也成為左派探索英方「底牌」，找尋解決方法的途徑。
從一份未經公開的文件中，筆者得悉李許兩人曾於9月初在新華社社長辦公室，進行一次異常坦率的交談。
當天大，許家屯與李鵬飛略作幾句客套的開場白後，隨即單刀直入。許說︰「英國人不合作，要繼續留下來，是不切實際的。英國人說在香港沒有利益，只是香港人希望他們留下來。現在英國人想打民意牌，這牌中方會打，亦不會輸。」
他接著說：「中國領導人不可能在97年後，容許殖民統治繼續下去，任何領導人這樣做都會垮台。現在英國談判手法就是想拖，希望香港出現經濟問題，但香港不用怕。中國可以開放中國市場支持香港經濟。」
許家屯批評資本家不老實
在坦率的交談下，李鵬飛向許說：「我是立法局財務委員會成員，知道英國人不會從香港取得大利益，為什麼中國不相信呢？」
許家屯極有自信地說：「我們不是小孩子，英國希望留下來，對英國不論經濟、政治以及外交都有好處；在經濟上，英資集團在香港有絕大的利益，例如匯豐、太古、中電和渣打都是英資大集團，難道他們不想在香港繼續發財嗎？我們估計他們是想繼續發財，所以他們是會合作的。」
這段話反映左派將英國政府利益，與香港英資集團利益混為一談；所以當英方在第八回合會談正式表示願意交還香港主權時，中方代表團成員不禁愕然，因為他們一直認為英國政府不可能在未獲取確實經濟利益之前輕易作出讓步。
接著，許家屯說出了他會晤李鵬飛的目的，他說：「我們最大任務，是對中國10億人口有交代，同時亦要向500萬香港同胞有交代，如果不是為了這個工作，鄧小平同志不會派我前來香港。現在可惜的，香港資本家對我們不老實，我和鍾士元都有談過，但我和他不太熟悉，他大概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和利國偉（恆生銀行董事長）也談過，他一方面在報章上勸大家不要進行外匯投機，而恆生銀行就在投機發財，他解釋這是銀行業務，但發財是他們。由今天起就讓我們一起去築一道橋，坦率地交換意見。」
許家屯接著提出一個更坦白的要求，他說：「你們最要緊的，是告訴雷斯（專責處理香港問題的英國外交部次官，他於83年9月底訪問香港，編者），大家要實際合作， 對各方面都會有利，不合作只能造成各方有害。」李鵬飛終於答允許的要求。
李許會談後不久，左派圈子就傳出李鵬飛接獲中國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建議 — 中國願意以「 中英聯合聲明」的形式，去解決香港前途問題；而由中英雙方同時發表的聲明，內容將包括三個項目 —
英國公開宣布，承認中國最終將擁有香港主權；
雙方同時聲明，香港的繁榮有賴於中英雙方共同合作以及香港人的勤奮；
由中英雙方表明鑑於香港環境特殊，為了繼續維持香港的繁榮及國際自由港的地位，中英雙方同意共同合作，抹去1997年的期限，以行動證明雙方對維持香港繁榮的誠意。
「試探氣球」不攻自破
上述建議以第三項「抹去1997年期限」的想法最令人吃驚，這不是變相的續約嗎？假如成功地將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期限抹去，香港豈非與澳門處境相同？
這種提議比英國要求的續約還要寬，因為續約始終也有一個期限：而抹去期限，英國人在香心的管治地位，將可以長期持續下去，但亦可倒過來看，就是當97年限抹去以後，英國在港的13年管治期，有可能也即時失去。但在談判桌上，中英各執一詞，上述建議遂呈露各讓一步的轉機。
不過，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並沒有重視這個訊息，他認為這只是左派爭取李鵬飛等「三人幫」的統戰手法，希望藉著他們穩定年輕專業人士的信心。
由於老大哥反應欠佳，李鵬飛只有再向「帶訊人」聯絡，希望証實有關建議確實代表中國官方的意向，以便三人可以向港督提出有關建議。可惜「帶訊人」一直沒有清楚表明有關建議是中方的 「官意」，其後更不了了之。
83年9月第四回合會談結束後，上述場外接觸的一些內容被記者獲悉，並於9月30日予以披露，並指這是「北京立場將軟化」；結果逼使新華社香港分社透過一份外圍報章加以否認，而許家屯與李鵬飛築起溝通意見的「橋」亦倒塌了。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在談判桌上態度強硬，行政局遂與港督於9月再度赴英，檢討談判立場，結果英國政府與行政局議員決定堅持原有立場 — 英國以主權換治權、港督須由英國政府委任。
為什麼行政局會堅持這樣的談判立場呢？主要是由於他們平日接觸的，多是上流社會中人，後者有名有利，自然希望現狀不變，英人續治。
對英國政府而言，83年9月的談判立場，已明顯比82年9 月戴卓爾夫人堅持三條條約有效論退讓了一大步；在未確實了解中國的強硬談判立場，是「煙幕」還是「鐵牆」以前，英國並不打算再作讓步；從談判技巧來 說，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心態不一，目標相同下，行政局議員與英國政府輕易確定第四回合的英方談判立場依然是「主權換治權」，最後底線是堅持港督要由英國委任。
不過中國的立場亦鐵定不移，堅持97年香港必須撤旗換督，實行「港人治港」。
希斯舌戰兩局議員
在這種「劍拔弩張」的決戰前夕，前英國首相希斯在北京會見鄧小平後途經香港。他奉勸兩局議員「接受現實」，結果演出一幕「舌戰群儒」的「火爆劇」。
這件不愉快事件發生於83年9月12日，希斯結束訪華後途經香港；一如住常慣例，這位前英國保守黨黨魁及前首相，獲港府安排會見兩局議員。當晚的安排是希斯先與兩局議員會談，然後才共進晚餐。
怎料希斯在太古大廈的兩局議員辦事處內，一再向兩局議員解釋中國倡議「港人治港」的誠意，並勸議員要有勇氣面對現狀改變的事實。這對當時仍然極力爭取英國政府繼續管治香港的兩局議員來說，希斯的話十分刺耳，他們遂群起與之爭辯，直到接近共進晚餐時，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便開腔作總結，他語帶尖酸地向希斯說：「我非常欣賞鄧（小平）先生，能夠令閣下如此明白他的意見。」弦外之音是指希斯成了鄧小平的說客。
怎料此語一出 ，希斯暴跳如雷，馬上要求鍾士元道歉。鍾士元為息事寧人，遂如言道歉，並收回「說客」形容詞，但希斯依然盛怒未消，氣呼呼地說︰「我相信我不適宜繼續留下來吃晚飯。」語畢，即與兩名隨員匆匆離去。
事後，一位與會者表示︰「如果希斯現在仍當首相，一定會出賣香港人。」但兩局議員又如何評價戴卓爾夫人呢？
上述的不愉快晚餐，後來在四位行政局議員同意下，由一位行政局議員轉告《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戴維斯，由他將事情公開，以便進一步奚落希斯。
場外連番「大戰」 後，戰場再轉回談判桌上。
83年9月20日，尤德坐在中國民航頭等艙內，正準備前往北京參加第四回合中英會談；飛機另一端的經濟客位，則擠有二十多名香港記者，當他們翻閱機上的《人民日報》時，發覺內頁第六版近半的篇幅，刊出一篇令記者精神一振的文章，其標題是「中國收回香港地區完全符合國際法」。
這樣敏感的文章刊在中國官方「喉舌報」，又剛在第四回合會談舉行前夕發表，自然是重申立場及向英方施壓力。不過，正如上文的分析，英方並沒有改變立場，因此雙方衝突勢所難免。
金價暴升港匯急跌
9月22日是第四回合會談首天會議，按例仍由英方先行提出要求。當英方重提「主權換治權，港督仍由英國委任」的立場後，中方自然拒不接受。新華社遂於即日從北京發出報道，引述中國法學家張友漁的談話，再度批評英方的談判態度。報道引述張友漁說：「我國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合理合法....企圖延長英殖民地統治主張絕對不能接受。」
中國傳播媒介連番報道態度強硬的批評言論，明顯指出中英會談進展欠佳；加上9月23日中英雙方就會談發表的新聞公報， 再次沒有「有益」及「建設性」的形容詞，敏感如港人者，又怎會無反應？我們只要看看當時的港匯走勢，便可對敏感的港人加深認識。
83年9月16日以前，港元兌美元徘徊在783水平，但自9月17日開始急跌，17日跌至800，19日840，23日進一步創885低價， 24日更是港人難忘的「黑色星期六」，港元兌美元急瀉至960，並直逼10算關口！當日外匯市場僅上午開市，但在短短3個小時，港匯指數下挫5.5百分點，報57.2，為有史以來在一個交易日內最大跌幅。同日，港金也暴升，半日之間，竟然每両漲價420元，令人咋舌。
加息三厘支持港元
但這股狂潮並不止於此，在美元和金價暴升、港匯則劇跌的陰影籠罩下，人心惶惶，銀行固然出現「紅簿仔」 的人龍，商人也即時將貨物價格調高，將港元暴跌帶來的損失，轉嫁給消費者；普羅大眾為了保障手上港元的購買力，於是爭相往超級市場搶購食糧和雜物，一時間，超級市場人頭湧湧，一般商人恐防貨物售出後，不能以同樣價格補回存貨，於是拒將新貨補回架上，弄致不少超級市場「架空如洗」；而在油麻地的一間超級市場外，更有一些買不到東西的群眾，憤怒地用腳踢鐵閘，騷動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不幸中的大幸是「黑色星期六」後，有一個下午及翌日的假期作緩衝期，使政府有一天半時間安排對策。首先是在美國休假的財政司彭勵治急急返港，星期日傍晚政府新聞處亦發表聲明，引述尤德談話，呼籲「人們應拒絕聽取危言聳聽的閒言閒語」。
星期日晚上，在左派一致批評港府為求增加談判實力，大打「經濟牌」的情況下，港府發表聲明，表示署理財政司現正重新檢討發行港元的辦法，可見在重重壓力下，政府終於撤回10天前的說話：「沒有政府能夠控制自由市場的走勢，這是國際公認的。」
9月26日（星期一），銀行公會緊急宣布加息三厘支持港元滙價，連串措施終於使港元回穩，當日的港元滙價由兩日前的960高峰回落至840價位。一場可能發展成災難性風暴的危機，總算暫時平息；經此一役，會談形勢亦有新變化。
從「主權換治權」到「英國聯繫」
83年9月26日的《信報》「政經短評」說：「港元匯價江河日下，導致百物騰貴是無可避免的....如果港元未能受到及時有效的遏制，治安日劣甚至帶來某種程度的社會不安，是可以預期的。令我們十分痛心的是，在這個最需要中英攜手合作的時候，雙方唇槍舌劍的『言文攻勢 』竟然升級。」這一篇題為「痛心之事，莫此為甚」的短評，刻劃出香港人當時的憂慮心情，可惜各自聲稱「代表香港人利益」的中英雙方，並沒有因為港元風暴而收斂針鋒相對的言論。
左派立場堅定 議員面臨抉擇
9月28日，主管香港事務的英國外交部次官雷斯結束訪港行程前舉行記者招待會，他說：「中國政府對英國的立場作出公開評論，對於找尋解決方法的共同目標並無裨助，這是於事無補和令人憂愁的。」這位英國外交部次官，也直接批評中國訂出84年9月為中英會談期限「顯然會弄巧反拙 」。
中國當然不甘被英國政府單方面攻擊，10月3日，中國外交部透過新華社發表談話，點名批評戴卓爾夫人和雷斯；翌日，新華社評論員進一步闡釋外交部發言人的論據。
10月6日，《人民日報》再以「雷斯先生可以休矣」為題，撰文批評雷斯9月28日在香港記者招持會上的談話。
透過這三篇文章，我們可見中國會不惜犧牲，也要收回香港。這樣堅定的立場，逼使了解會談情況的行政局議員面臨一個痛苦抉擇 — 假若堅持以主權換治權，會否導致談判破裂，令13年安穩的過渡期也不保呢？
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羅德丞10月25日出席一個餐會時，曾隱晦地描繪議員內心的矛盾鬥爭；他說：「若香港政府對在北京進行的香港前途會談的結果有影響力， 則須設法均衡一套非常複雜和互相矛盾的利害國係。....有能力離開香港的人，可能希望盡量延長現有環境，他們不願為較好的將來而犧牲現在的繁榮。那些珍惜自由但不能離開的人，則會希望永遠確保能為自己和子孫保持已慣於享有的自由，即使犧牲現有繁榮，亦在所不惜。」
聰明老練，在兩局中有「橋王」稱號的羅德丞，當然不會輕易公開表態；他只是說：「確信將來得到一個可被接納的解決辦法。....香港若一蹶不振，長遠而言，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行政局議員83年 10月5日第三度赴英，與英國共商解決的，便是「如何均衡非常複雜和互相矛盾的利害關係」，以便重新部署第五回合會談的英方立場。
李鵬飛的神秘北京行
另一方面，上文提及左派人士向李鵬飛建議「抹去1997年期限」的想法被新華社否認後，李鵬飛於10月6日在香港商人王劭興陪同下前往北京 ，再來一次「朝聖」。有關「邀請」來自中國統戰機構，且有一項條件，就是規定李鵬飛不得將是項邀請轉告新華社香港分社，而李的行程、食宿和機票，全由中方負責。
李鵬飛10月6日踏足北京機場後，隨即被送往北京景山公園附近一幢傳統的中國「四合院」樓房，該處幾與外界完全斷絕聯絡，接見他的中國官員，竟是前外貿部長李強及國務院公安部負責人童申。
在北京逗留期間，李強和童申多次重複中國對香港的態度，又勸喻李鵬飛不要做李鴻章第二；由於李鵬飛反覆提出他相信當時香港面對的信心危機，雙方始終「不咬弦」；李鵬飛從香港攜往的「倡議書」，也一直沒有機會提出來討論，他終於10月9日離京返港。
至於那邊廂的尤德與行政局議員們，於10月7日在倫敦會見了戴卓爾夫人。首相府其後發表聲明：「這次會晤為有關香港前途會談的事項，帶來徹底的了解。....各大臣重申英國政府的目標，是要尋求一項獲國會、中國和香港人接受的解決方案。....對此次有機會進一步和首相及各大臣會晤，以及英國政府繼續對香港作出承諾，香港總督和各非官守議員均表示高興。」
行政局議員為什麼高興呢？原來會上英國內閣的最高層人士，包括首相和外相，均承諾繼續在談判桌上，向中國爭取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權（Continuation of British Administration）；英國代表團改變的，只會是不同的爭取手法，即一種策略上的改變 — 由第四回合會談明刀明槍要求以主權換治權，改為求香港與英國保持聯繫；這亦是10月底戴卓爾夫人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電話訪問時所提的「英國聯繫」（British Link）。原初英國政府與行政局議員的設想，是希望藉「聯繫」一詞，迴避中國對收回香港主權的強硬態度。
改變策略要求英國聯繫
由於無法估計中國對英國上述新立場的反應，為了避免再次出現對抗性衝突引起的震盪，香港政府遂在第五回合會談舉行前夕，於83年10月15日宣布由10月17日開始，實施指導性匯率制度，將放棄十多年的「固定滙率發行紙幣」方法，重新施行。此外，政府又撤銷港元存款利息稅，以便加強市民對港元價值的信心。
一切部署妥當後，英國代表團遂在第五回合會談中，提出香港與英國保持聯繫的建議。當時英國與行政局議員同意的談判底線是：「不反對97年後港督由中國委任，但交換條件是設立副總督職位，並由英國負責委任；藉此令97年後的香港仍和英國保持一定的聯繫。」
中方對英國突然由 「堅持主權換治權」轉為只要求「英國聯繫」深感詫異，故此中方代表團沒有在談判桌上即時反對英方此項建議，反之，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姚廣表示願意考慮。
由於中方認為英國談判態度轉軟，第五回合會談結束後，新聞公報也再次出現「有益」和「建設性」等字眼。
中國沒有即時拒絕英方提出「英國聯繫」的建議，對剛經歷港元風暴的行政局議員，自然是一大喜訊；最低限度這是繼續英國在港管治權的「一線希望」。為了確保中國完全明白香港與英國保持聯繫的重要性，議員們在場外的配合工作，再度出現。
第五回合會談結束後的第五天，羅德丞在一個午餐會上，解釋香港與英國保持聯繫的重要性。
83年10月31日，也是中英第六回合會談舉行前的兩個星期，戴卓爾夫人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海外長途電話訪問時，亦提出97年後，希望香港能夠繼續與英國保持聯繫。她說：「維持香港的繁榮安定以及令香港人接受的生活方式，與英國保持某種形式上的聯繫非常重要。....未來的聯繫性質是什麼？法律的性質是什麼？這些都是談判桌上的問題。」
儘管戴卓爾夫人以保密理由，將「聯繫」實際意義含混過去，但英方談判立場，至此已清晰可見。英國政府其後的表現又如何呢？
柯利達「撞牆」英方舉手投降
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去年11月中旬接替柯利達之前，抵港訪問。他在一次與工商界人士晚宴後，半帶醉意地向與會人士提問：「你們的最低要求究竟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即時引起紳商名流一陣騷動，他們立即揣測伊文思酒後吐真言；他的問題背後可能是英國準備在談判桌上進一步讓步。
伊文思憑著多年職業外交工作累積的警覺性，即時明白自己說溜了口。他只好牽強地說，英國沒有退讓的意思，只是想聽取意見。不過這個小故事確實反映出英國「無心戀戰」的心態。
早在中英第五回合會談結束後，英方已有意完全放棄開始時的強硬態度。83年11月初，一位英國外交部高級官員曾私下承認，解決香港問題的主要工作，應該是如何確保香港現行運作方式得以延續下去。
他指出：「最佳的（Ideal）解決方法是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社會整個運作方式便可以延續下去；但鑑於中國在會談桌上態度強硬；次佳的（Second Best）安排，是將現行香港社會運作方式，一一加以記錄，經中國同意後，便可確立下來，使香港真的『制度不變』；例如，將未來治港的港人權力明文界定下來，就有希望減少將來那位治港的港人權力過大情況的出現。這個次選的安排，建基於一個信念 — 相信中國會遵從協議辦事，因而希望將來香港可以藉著明確的規範，真正成為『港人治港』。」
中國立場是「煙幕」還是「硬牆」？
這位能夠直接了解中英會談情況的外交家還說：「過往紀錄，中華人民共和國遵守與外國政府簽署條約內容的紀錄非常良好的。記憶中，只出現過一次毀約事例，那是和日本簽署 上海寶山鋼鐵廠計劃合約後，適逢中國調整大型發展計劃的步伐；因此再和日本重新談判，簽署新的協議。」
這位權威人士又表示：「英國退至第二個選擇之前，必先嘗試堅持第一個最佳選擇，希望能夠真正試探出中國的強硬立場，究竟是煙幕，抑或是一堵無法穿越的堅硬磚牆。」
從這位高級外交官員的說話，可以清晰反映英國政府早在真正作出試探以前，已經有再作退讓的安排；而英國答允替行政局議員爭取港英之間保持一定的「聯繫」，其實只是一項「測試」，看看中國的談判態度是否真的十分強硬罷了！
這種隨時作出讓步的部署，兩局非官守議員當中，立法局議員肯定毫不知情。83年11月11日中午，中區太古大廈兩局議員辦事處內，就在這種毫不知情的背景下，上前一幕充滿火藥味的「審官記」。
83年11月7日，一篇來自倫敦的報道透露英國外相賀維在一個私人宴會中，談及英國參與香港前途會談的目標是「保存將來的香港，能夠成為一個在共產主義背景下的自由西方式經濟體系。」其中「在共產主義背景下」的語句，最令議員們深感不安。
11月11日，一般事務司戴宏志及副政治顧問馬德克，在兩局議員辦事處主持每周一次的兩局內部簡報會，充滿焦慮的兩局議員向兩人展開連串追問，尖說地質詢英國是否準備雙手將香港讓給中國？
這兩位官員除了說「無可置評」（No Comment）以外，無法提出任何可以消除議員疑慮的合理答案。部分立法局議員開始懷疑英國政府了！他們懷疑英國可能為中英長遠的良好關係，及其帶來的巨額政經利益，而在談判桌上迎合中國的要求。
英方正式讓步 中國半信半疑
英國是否為了本身利益，作出「出賣」香港人的行為，這件歷史公案，只有留待歷史學家考證，不過，11月14至15日舉行的中英第六回合會談，卻明顯是英國談判態度轉變的分水嶺。
在第六回合會談首天會議上，中國以主權和治權不可分為理由，否決英方提出的「英國聯繫」；英方的反應是希望延長會議中段休息時間。經過30分鐘商議後，英國代表團突然要求中方正式提出有關97年後管治香港的方案。
英國代表團當時提出這項要求的理由是，中國領導人一再向訪京的香港團體提出各種「港人治港」想法，為何不將之正式在談判桌上提出；其後，中國答允英方要求，詳細列出「港人治港」構想中的具體方法，這也是香港傳播媒介流傳 的「12點方案」。
不過，站在中方立場來看，英方對中國收回主權和治權的態度仍然十分曖昧；《文匯報》就在83年11月26日，以「聯繫之說，用意為何？」為題，發表社論，批評「英國在談判桌上並不願意痛痛快快放棄香港的主權和治權，所改變的只是談判的技巧和策略」。
該篇社論又說：「如果戴卓爾夫人的所謂。『聯繫』真是所謂『共管』，那是完全打錯算盤了，中國已再三聲明，香港的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所謂『治權』，即是管理之權，中國恢復香港主權後，又怎麼可以將他一部分治權再讓給英國？英國又怎麼可以要中國讓給他一部分治權？這不是又回到香港主權上去了嗎？戴卓爾夫人還不是掉換了另一個方式，堅持過去的不平等條約？」整篇文章的論據，與中國代表團在談判桌上講話如出一轍。
爭取次佳方案 談判急轉直下
當然，中國代表團也感覺出英方準備退讓的態度。中方代表團一名成員便曾這樣表示：「英國人要求我們提出治港方案，便是希望『打退堂鼓』。」
第六回合會談結束後，英國代表團已達成一致的結論 — 中國對香港主權和治權的強硬態度不是煙幕，而是難越雷池半少的磚牆。
根據這個結論，英方遂轉而希望知道「港人治港」有什麼內容；因為第一個目標既然不能達致，英國爭取的將是次佳選擇 — 「一份詳盡而有約束力的協議」；了解治港方案，便是為這個目標而作好準備。
自83 年7月開始的第二階段會談，經過六回合會議後，英方終於找出結論，並且標誌著談判形勢急轉直下。
尤德吐露真相 議員黯然下淚
英國是在83年12月7至8日舉行的第七回合會談，正式決定在97年後放棄香港的主權和治權。
當時英方代表團所用的辭令是：「英國願意有條件地在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主權和治權交還中國。英方的條件是要中國履行過去的承諾，確保實行「港人治港」方案，包括保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97年後維持五十年不變。」
對於英方的急速退讓，中方也感驚奇，驚喜之餘，中方談判代表團成員兼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長李菊生，83年12月9日在北京款待到京訪問的香港觀察社成員時，便曾情不自禁地說，香港主權問題，在剛結束的第七回合會談中已經解決。但香港人被蒙蔽至84年4月20日，才從賀維口中獲悉這個重大決定。
中方在驚喜之餘，同意在第七回合會談結束後的新聞公報，除了以「有益」和「建設性」來形容會談情況外，還打破慣例地說：「雙方回顧了會談的進程和迄今為止所取得的進展。」深思熟慮後寫出來的「外交」新聞，當然字字珠璣，中方同意用「進展」兩字，顯示會談已經出現突破。
聖誕前夕尤德吐真情
會談既然解決了最關鍵的主權問題，早已準備退休的英方團長柯利達，自然可以一償宿願，他的遺憾缺也由較低級的外交部助理次官伊文思出替。而中國代表團也同時作出相應安排，由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接替副部長姚廣出任中方代表團團長。
至於會談有突破的詳情，當時只有一小部分幸運兒知道。這些幸運兒除了行政局全體非官守議員外，包括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尤德在83年聖誕前夕的一次行政立法兩局內部會議中，以他一貫呆板沉實的語調，說出令全場震動的消息；他說：「英方談判代表團已經達致一項結論 — 『爭取延續英國統治』的談判目標，已經無法達致，必須放棄。」議員聞訊，全場鴉雀無聲，有人目瞪口呆，也有人即場垂淚。
本刊今年2月揭露了該次重要會議的內容後，部分兩局議員還拒絕向報章交代。下面是84年1月31日《東方日報》的報道，標題為「英國撇出香港，議員紛說不知」，內文為，「行政 局議員、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表示，並無英國或港府高官向兩局透露會於97年後，撤出香港一事。....李鵬飛又稱，雖然他於去年12月離港赴美，但隨後翻查會議記錄，卻不覺有港府高官透露談判風聲，故難以證實此報道的真實性。....吳樹熾議員拒絕就該項報道加以評論。陳英麟議員亦表示從未聽過有關傳聞。」
看來比較聰明的還是政府新聞處；在當天《東方日報》的報道中，又有如下一段：「關於是否曾有一名港府官員在去年底向兩局非官守議員透露英國轉變了談判立場，發言人未有正面答覆，僅表示港府官員經常與兩局非官守議員開會，就一些問題交換意見。」這位政府發言人太極手法之高，可謂登峰造極，他既無表態，亦非說謊。
鄧蓮如為何欲言還止？
兩局內部會議內容，有著保密宣誓的限制，不得隨意洩漏，但這個理由，是否可以作為隱瞞事實和欺騙社會大眾的藉口呢？民選與委任議員的區別，最主要的便是在這個問題上；假如這些故意隱瞞事實、欺騙市民的事件，發生於西方民主社會，被揭發出來的後果將會怎麼樣？美國「水門事件」應是說謊者的殷鑑。
今年1月10日，一位依靠香港納稅人金錢「供奉」的英國外交部大員，在沒有向香港人匯報中英會談最新進展的同時，卻在美國紐約出席大富豪的聚會上，詳細透露當時中英會談的情況，他還刻意地向美國富豪們詳細描繪他估計的香港將來出路！會後並向在場的人說：「這只是給你們知道的，不能給香港人知道。」為什麼美國人也可以知道香港的未來命運，而英國政府還要隱瞞香港人呢？
一樁樁的歷史懸案，只能交回歷史去了結。
什麼是香港繁榮的因素呢？在形勢比人強的情況下，知悉會談進展的行政局議員，開始要思索上述問題了，他們必須明白香港繁榮的因素是什麼？英國代表團要求中國保證的又是什麼？配合形勢的發展，連串問題將是確保英國人能夠達致改選目標的必要因素。
1月6日，行政局議員鄧蓮如在一個午餐例會，發表她認為的「香港社會八大支柱」—
一、市民在法律下享有自由；
二、具有互相制衡力量的憲法；
三、奉行諮詢制度和重視輿論；
四、政府明白需要取得市民對政策的同意；
五、政策和政制保持穩定；
六、公平的法律條文；
七、市民對自己和本港社會建立及維持信心；
八、人力資源。
最令新聞界感到有趣的，不是鄧蓮如的精闢分析；而是她演講結束後回答問題時洩漏的天機。當時一位與會者問：「鄧小姐，你是否認為英國政府的存在，是唯一可以抵擋中國插手干預香港事務的方法呢？」一向口齒伶俐的女強人，此刻竟有欲語還休、欲言又止的表現，她語帶含混地說：「英國管治目前....（啊....）....一直都是一個緩衝
000，一如你所講（啊 ）去今香港隔絕所謂從邊界另一面而來的改侵但（啊）我不認1為這是必然唯一的方法，(4 ..明知英國已經「抽起白旗」，在97年後準備完全 退讓，聰明的郎運如當然不會再堅持「英國統治，的重要性架設路障減少干預蒙在鼓裏最可情的，應該是右派工會，他們在毫不知情下，還買其餘勇，拉大隊向 兩局議員請願，要求議員們渴力保持香港現狀，1月4日（即郎蓮如發表，八大支柱，請話的前兩天），號稱代表82個工會，15萬工人的港九工回聯合 總會，還響惠議具們的呼節發表意見：他們委出代表前往兩局議員辦事處要求會見議員，反映他們，15萬工人」對前途的意見山於沒有預約，這些代表「乘與 而來，敗興而返」，無法會見 他們心目中的青天大老離：不過，假如真的有議員跟他們會面時，彼此又能說些什麼呢？！可能代表們的聲聲保持現狀，只能惹起識員的無如有一些立場 經常變的人，也在這段艦尬時刻白其酸，例如1月10日，市政局主席張有與便以為英國仍堅持爭取「英國聯緊」的立場，因此他在市政局年論大會 上說：「香港在週當時候，應實行「港人治港,,但在971後希時香港能以類似r聯繫區」的地位，與英聯邦保持國際關係。英應達成協議97年後延期 30年，始將港島和九面島主樓中國何在，輕時已過萬重山」的環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