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共運用民族主義 統一港澳台的策略（金思愷）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進入高潮。當時主流社會抗拒中共，但學運人士及民主派受中國民族意識驅使，支持中國收回香港。1984年1月，港大和中大學生會分別致函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要求民主自治，獲其承諾，令人對「民主回歸」充滿期待。本文寫於1984年2月，《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作者追溯中共如何「策略性調動」民族主義的激情，統一黨內思想及統戰港澳台。三十多年後的今日，「民主回歸」夢碎，國內民族主義在國家機器的操作下空前澎湃，本地「愛國」團體亦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民族主義」策略至今仍然在用。今天重讀此文，仍覺歷久如新。
1984年
中共運用民族主義
統一港澳台的策略
金思愷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傳統的民族主義，其實際意義是「尊王攘夷」。「王」的意義是文化統治與政治統治的結合體，而華夏與夷狄的區分不在種族、血統而在文化。明遺民顧炎武以「亡天下」與「亡國」的名論，來保衛傳統文化以抗拒滿族統治；但不久，滿清的政治統治迅即與中國傳統文化統治相結合。康熙皇帝為《朱子全書》作序，盛讚新儒朱熹的貢獻，說他有「忠君愛國之誠」、「定億萬世一定之規」。後來，曾國藩檄討太平天國，就強調保衛傳統文化來衛滿族皇朝及平定漢人洪秀全的造反。
所有民族與國家，其中心的維繫都在於傳統文化；而民族與國家區分的主要因素是主權在民，因為現代國家是建立在人民意願之上。因此一個民族可以有多個國家，或一個國家有多個民族。而在中國，於實際政治中，從來沒有 民主的觀念，民族與國家或政權就無從分立，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便成了同義詞，國家與政權之主「 王」是一體的。
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懷有反傳統的抱負，將反封建視為革命目標之一，他改變了傳統的中國民族主義，結合起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作為革命策略來運用；但在毛澤東逝世後，則又回復強調傳統的民族主義，這種恢復是否否依然是策略的運用？
民族主義內涵隨時勢轉變
國際主義者毛澤東，為什麼成為民族主義者呢？這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全國抗日情緒高漲，利用之以助長其聲勢。他的理論分成兩個層次 —
一、「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
二、這種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當然是民族主義的，但有與國際主義結合的另一方面。毛澤東說：「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同時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呢？」「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看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拉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對於日本侵略者和希特拉的所謂愛國主義，共產黨是必須堅決地反對的。....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及希特拉的戰爭歸於失敗，就是日本人和德國人民的利益；失敗得愈徹底就愈好....中國是被侵略的國家。....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又是愛國主義者，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
對台灣態度前後不一致
當然，大家知道，他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是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獨立發展情況下與國民黨合作的，使得他的勢力獲得擴張。抗日戰爭結束，立即掉轉矛頭，將國民政府驅逐出中國大陸，使之偏處台灣。
上述主次矛盾的轉變，與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結合的理論，分明是將民族主義作為策略來運用，以完成中國革命與支持世界革命。
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毛澤東才會在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中，鼓勵「朝鮮、台灣等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的言論；1941年6月，周恩來的文章亦支持包括台灣人在內的民族獨立運動。加拿大維多利亞蕭欣義教授，在北京舉行的「台灣之將來」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引述這些資料，隱指北京提出統一台灣的說法前後矛盾。
本文不想介入這種爭論，只是想說明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是一種隨著形勢轉變而轉變的策略性運用。
對於這種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民族主義，從個人立場來說，在革命的前提下，應有其選擇餘地。面對著的政權是革命的還是不革命的？是侵略他國的還是被侵略的？當然這個革命的前提，各人的看法都可能不同。在強力政治思想教育改造下，可能將這個革命前提統一起來；一旦這種政治思想教育改造鬆弛了，則要實行這種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民族主義就困難了，可能反而給予反對現政權者的理論根據。
自從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因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志願軍參戰，使得美國保衛台灣的意志愈加堅決。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在1956年6月提出「愛國一家」的口號；於1958 年炮轟金門、馬祖間隙停火令中，則強調「民族大義」、「完成祖國統一，這是我們6.5億人民的神聖任務」，用以來激發台灣人民的民族情緒，與大陸人民並肩反對美帝國主義這個「共同敵人」。
在毛澤東逝世後，繼起的掌權者鄧小平在1980年8月的第五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提出了與前一階段不同的愛國主義。他說：「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團結，使我國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在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實踐中，作出積極頂貢獻。」
尊王攘夷的傳統民族主義缺乏民主性
在這個統一戰線中，有兩種愛國者，一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另一是僅僅擁護祖國統一的。其所以作如此改變，主要目的當在於統一台灣，但也不能忽視現在的政治思想教育改造鬆弛了的環境。
這樣的愛國主義，據後來的解釋是：「祖國的土地、山林、河澤和古老而常新的思想文化，養育了自己的子女，每個中國人在祖國母親面前，只有盡心報答這如山的恩情的義務，絕無怨憤、忘懷乃至背棄的權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有志之士」看到了個人同祖國命運的關係，不是在祖國命運之外去尋找個人的出路和位置，而是心甘情願地為她獻出自己的一切。要求像「在反對『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鬥爭中，台灣人民表現」的愛國主義精神，「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
這一種 說法，無疑就是傳統尊王攘夷的民族主義，不具民主性；亦不准對現政權的革命性有任何懷疑，人民應忠君報國，死而後已。
這兩種愛國者之間的關係，解釋者又說，「從任何個人來說，不成為愛國主義者，就不可能成為共產主義者」；「從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走過的道路」。「我們不允許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同來自任何方向的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和行為進行原則性的鬥爭，同時又一定要團結和尊重所有愛國者，和他們一起努力實現祖國的統一與繁榮」。「在今天，愛國主義不僅是熱愛祖國的大好山河和悠久文化，而且是熱愛社會主義的祖國和建設社會主義人民」。「從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這條中國共產黨人走過的道路，同樣是一切愛國者正在走和還將繼續走下去的道路」。
這也就是說，愛國者雖不一定是擁護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但不能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利用民族主義完成一統
由上可見，中國共產黨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並不是單純的對於祖國歷史文化、土地山林的激情，而是對於這種激情的策略性調動，用以來完成革命事業。
在抗戰時期以愛國主義與國民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對抗日本侵略者；並且以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論說，分化日本民族一致性。而在當前，則又利用傳統的尊王攘夷愛國主義統一台灣、香港、澳門，以及統一黨內的思想。
愛國者不一定要擁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一點，則是將這種要求作時間上的推遲，並非放棄這種要求，是更具策略性。
上面說過民族、國家的中心聯繫是傳統文化，毛澤東時代要求批判的繼承，有人認為已破壞了傳統文化，現在北京當局的態度不很明朗。是否說將民族主義作策略性運用之時，毋須顧慮及此呢？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華僑和港澳同胞有不少在議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不知道是否注意到這種策略性？
（原刊於1984年2月）
1984年
中共運用民族主義
統一港澳台的策略
金思愷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傳統的民族主義，其實際意義是「尊王攘夷」。「王」的意義是文化統治與政治統治的結合體，而華夏與夷狄的區分不在種族、血統而在文化。明遺民顧炎武以「亡天下」與「亡國」的名論，來保衛傳統文化以抗拒滿族統治；但不久，滿清的政治統治迅即與中國傳統文化統治相結合。康熙皇帝為《朱子全書》作序，盛讚新儒朱熹的貢獻，說他有「忠君愛國之誠」、「定億萬世一定之規」。後來，曾國藩檄討太平天國，就強調保衛傳統文化來衛滿族皇朝及平定漢人洪秀全的造反。
所有民族與國家，其中心的維繫都在於傳統文化；而民族與國家區分的主要因素是主權在民，因為現代國家是建立在人民意願之上。因此一個民族可以有多個國家，或一個國家有多個民族。而在中國，於實際政治中，從來沒有 民主的觀念，民族與國家或政權就無從分立，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便成了同義詞，國家與政權之主「 王」是一體的。
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懷有反傳統的抱負，將反封建視為革命目標之一，他改變了傳統的中國民族主義，結合起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作為革命策略來運用；但在毛澤東逝世後，則又回復強調傳統的民族主義，這種恢復是否否依然是策略的運用？
民族主義內涵隨時勢轉變
國際主義者毛澤東，為什麼成為民族主義者呢？這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全國抗日情緒高漲，利用之以助長其聲勢。他的理論分成兩個層次 —
一、「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
二、這種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當然是民族主義的，但有與國際主義結合的另一方面。毛澤東說：「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同時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呢？」「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看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拉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對於日本侵略者和希特拉的所謂愛國主義，共產黨是必須堅決地反對的。....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及希特拉的戰爭歸於失敗，就是日本人和德國人民的利益；失敗得愈徹底就愈好....中國是被侵略的國家。....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又是愛國主義者，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
對台灣態度前後不一致
當然，大家知道，他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是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獨立發展情況下與國民黨合作的，使得他的勢力獲得擴張。抗日戰爭結束，立即掉轉矛頭，將國民政府驅逐出中國大陸，使之偏處台灣。
上述主次矛盾的轉變，與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結合的理論，分明是將民族主義作為策略來運用，以完成中國革命與支持世界革命。
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毛澤東才會在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中，鼓勵「朝鮮、台灣等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的言論；1941年6月，周恩來的文章亦支持包括台灣人在內的民族獨立運動。加拿大維多利亞蕭欣義教授，在北京舉行的「台灣之將來」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引述這些資料，隱指北京提出統一台灣的說法前後矛盾。
本文不想介入這種爭論，只是想說明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是一種隨著形勢轉變而轉變的策略性運用。
對於這種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民族主義，從個人立場來說，在革命的前提下，應有其選擇餘地。面對著的政權是革命的還是不革命的？是侵略他國的還是被侵略的？當然這個革命的前提，各人的看法都可能不同。在強力政治思想教育改造下，可能將這個革命前提統一起來；一旦這種政治思想教育改造鬆弛了，則要實行這種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民族主義就困難了，可能反而給予反對現政權者的理論根據。
自從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因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志願軍參戰，使得美國保衛台灣的意志愈加堅決。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在1956年6月提出「愛國一家」的口號；於1958 年炮轟金門、馬祖間隙停火令中，則強調「民族大義」、「完成祖國統一，這是我們6.5億人民的神聖任務」，用以來激發台灣人民的民族情緒，與大陸人民並肩反對美帝國主義這個「共同敵人」。
在毛澤東逝世後，繼起的掌權者鄧小平在1980年8月的第五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提出了與前一階段不同的愛國主義。他說：「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團結，使我國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在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實踐中，作出積極頂貢獻。」
尊王攘夷的傳統民族主義缺乏民主性
在這個統一戰線中，有兩種愛國者，一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另一是僅僅擁護祖國統一的。其所以作如此改變，主要目的當在於統一台灣，但也不能忽視現在的政治思想教育改造鬆弛了的環境。
這樣的愛國主義，據後來的解釋是：「祖國的土地、山林、河澤和古老而常新的思想文化，養育了自己的子女，每個中國人在祖國母親面前，只有盡心報答這如山的恩情的義務，絕無怨憤、忘懷乃至背棄的權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有志之士」看到了個人同祖國命運的關係，不是在祖國命運之外去尋找個人的出路和位置，而是心甘情願地為她獻出自己的一切。要求像「在反對『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鬥爭中，台灣人民表現」的愛國主義精神，「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
這一種 說法，無疑就是傳統尊王攘夷的民族主義，不具民主性；亦不准對現政權的革命性有任何懷疑，人民應忠君報國，死而後已。
這兩種愛國者之間的關係，解釋者又說，「從任何個人來說，不成為愛國主義者，就不可能成為共產主義者」；「從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走過的道路」。「我們不允許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同來自任何方向的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和行為進行原則性的鬥爭，同時又一定要團結和尊重所有愛國者，和他們一起努力實現祖國的統一與繁榮」。「在今天，愛國主義不僅是熱愛祖國的大好山河和悠久文化，而且是熱愛社會主義的祖國和建設社會主義人民」。「從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這條中國共產黨人走過的道路，同樣是一切愛國者正在走和還將繼續走下去的道路」。
這也就是說，愛國者雖不一定是擁護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但不能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利用民族主義完成一統
由上可見，中國共產黨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並不是單純的對於祖國歷史文化、土地山林的激情，而是對於這種激情的策略性調動，用以來完成革命事業。
在抗戰時期以愛國主義與國民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對抗日本侵略者；並且以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論說，分化日本民族一致性。而在當前，則又利用傳統的尊王攘夷愛國主義統一台灣、香港、澳門，以及統一黨內的思想。
愛國者不一定要擁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一點，則是將這種要求作時間上的推遲，並非放棄這種要求，是更具策略性。
上面說過民族、國家的中心聯繫是傳統文化，毛澤東時代要求批判的繼承，有人認為已破壞了傳統文化，現在北京當局的態度不很明朗。是否說將民族主義作策略性運用之時，毋須顧慮及此呢？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華僑和港澳同胞有不少在議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不知道是否注意到這種策略性？
（原刊於198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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